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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邸当国，项城遥执朝权，与政府沆瀣一气，所不能达者，惟善化瞿相一人。
顾雅蘧侍御慨然以疏通自任，令善化、项城结为异姓兄弟。先以项城命，请于善化。善化以生平未有兰谱辞，而语东海徐相，请婉为之复。项城闻之曰：“善化视学河南，吾弟取为生员，吾何敢然。”未几，侍御以细故，退出察院，佥以为诳也。
道光乙未以后，进士用庶吉士留馆，日渐其多。仕途拥滞，常有二十年始开坊者，翰苑中人颇以为苦。而庶吉士三年散馆，以宽大之政，无有以知县归班者，虽在榜末，亦得知县，分省即用。本朝官制，至光绪末年而稍稍杂矣。居高位者，仍以科甲为多。庶常改官，无论何处，辄生爱士怜贫之感，在猥滥仕途中，尤有鹤立鸡群之象，长官一见，必加青眼。若似乎既成进士，纵有杀人之罪，抑亦可以末减也者。于是务财好利之士，散馆之时，咸以末等为乐趋、为捷径，往往故为小疵，以冀名次落后。既而，谋出是途者日多，供不应求，愈逼愈紧，甚至文理不通，诗句出韵，以及一切犯规违例，污卷曳白之事，无所不为。此亦世风日下之证也。
日俄战后，和约于日本无利，夫人而知之矣。当时俄使维德之强项，殊非吾国之比。维德一闻日本使小村寿太郎有需索之意，立与之绝，且曰：“俟汝兵至彼得堡，再作此请未晚也。汝今乃以战胜国自居耶？”小村寿太郎曰：“然则孰为战胜国？”维德曰：“无之。惟其无战败国，是以无战胜国。”小村竟无如之何。
癸卯日俄之役，项城厉兵秣马，名为中立阴以助日。是时，北洋陆军为三镇，镇统三人，曰段棋瑞、曰段芝贵、曰王士珍。或问将才，曰：“段祺瑞如何？”
曰：“状貌善也。平时无多语，气度亦不恶。但脑经单简，辨别事理之功，未必精密。”问段芝贵。曰：“奔走疏附而已。”问王士珍。曰：“为人精细，处事有条理。然不可以为大将，帅一镇以出，其不能驭矣。”
善化于先文庄始终契合，每见亲友，必问起居，且耸恿求教合肥相国，昭雪川案。初以为寒暄而已，及秉政，示意于江督建德周公。具述文庄清风亮节，内外共知，得重臣一言，宜可开复。建德以措辞为难，拟助赈捐二千两，较易著笔。
往复通函中，而文庄即世。建德请恤疏云：“功业与刘铭传相等，而任事勇直，持躬廉介，则又过之。”疏上之日，家式甫适在军机处值班，善化命查壮肃旧案，持以上。定兴鹿相见之，曰：“否，否。废员焉可比拟。”式甫对曰：“教案非上意也。”蒙古荣相曰：“曷不查潘鼎新案？”式甫曰：“此失守镇南关处分，非其伦也。”及恩诏下，定兴犹向善化哂曰：“乃君之姻也。”其后，善化谓人曰：“滋轩以南北派别不协，华卿之妻叔需次在川而不得志，迁怒于督臣，致有违言，则难乎为疆吏矣。”
光绪三十二年，立宪法，改官制，设外务、吏、礼、学、法、度支、陆军、农工商、民政、邮传、理藩十一部。汉尚书五人：外务部瞿止庵、吏部鹿传霖、法部戴鸿慈、民政部徐世昌、邮传部张百熙也。三十三年，徐世昌出任东三省总督。时在杨翠喜案之后，庆邸以父子在朝，嫌招忌，姑令载振退移度支部尚书。
溥继任农工商，以镇国公载泽掌度支，肃亲王善耆掌民政，使宗亲分润，以自谢过。而汉尚书缺，无形中遂去其一，由五人而减为四人。宣统初元，邮传部陈璧以罪免，载洵欲代之而未得，几哄于王前。载涛、溥伦、毓朗辈亦逐逐思逞。
或为之谋曰：“今汉尚书四人，尽去之，无以服人，曷若图诸满缺？”未几，农工商部尚书溥、礼部尚书溥良，次第外简三年。内阁成立，设大臣十人：外务梁敦彦、度支载泽、陆军荫昌、海军载洵、民政善耆、司法绍昌、学务唐景崇、农工商溥伦、邮传盛宣怀、理藩寿耆，王公四人，宗室一人，觉罗一人，满一人，汉三人，而蒙古汉军尚不与焉。光绪之末，京师谚云：“近支排宗室，宗室排满，满排汉。”至是益信。
通商以前，户部以山东司管盐，南司管漕，广西司管钱法，贵州司管关。
既为利薮所在，遂称盐、漕、钱、关四大司。咸丰军兴，漕粮罕至，滇铜久绝，关税为洋关所夺，于是滇、黔、桂俱降为小司，而号福建、山、陕为三大司。山者山东，陕者陕西。陕西兼辖甘肃及新疆，且管宗室及京官文武俸禄，各衙门钱粮，各路茶引也。福建以兼管顺天、直隶钱粮也。江浙既平，漕运稍兴，南司官吏复勃然起，于是称山、陕、云、福四大司。丙午立宪，尽改官制，户部改度支部，以赋税名目分司，而旧法荡然矣。
陶斋制府自考察政治归，气概之盛，不可以一世，视政府诸公蔑如也。谓善化曰：“公宜专心于政府，举我为外部尚书以自代。”善化笑而谢之。授两江总督，谕“迅即就任”。或问其行期，则对曰：“余必遵谕旨中一”迅“字。”其实不然。慈圣春秋高，当国久，惟其言而莫之敢违，白天子至于群臣，均以其一人之爱憎为荣辱，视其一时之喜怒为进止。陶斋恃有内援，故不欲外值。宪法议起，与项城同在都城会定官制，互相标榜，正当有为之际，何肯轻于离京。值言路弹章，相继不绝，项城既绌，陶斋始败兴而去。宣统初元，调补直隶总督，人觐过天津，语署任那相曰：“吾举子以自代，何如？”那相知其意，笑曰：“公入政府长外部，余得以北洋大臣将养病躯，稽首谢矣。”时人言籍籍，谓其将入枢府者甚众，至京见世相。世相径告之曰：“无稽之谈，不可听，公速赴任可耳。”
乃大沮丧。既而怒政府之不己援，献策摄政王：广开幕府，招致贤才，朝夕与处，阴以夺枢臣之权。庆邸辈怨之益甚。照像案发，交部议处。陶斋与总管太监小张德本为旧友，适同在东陵差，因有前事，屈意相求，至于长跪，为涛贝勒所见，又乞哀请为缓颊。以为布置周妥，在议处中，仍请训出京，若无所事。吏部即于是日奏上，请予褫职。摄政王尚无恶于彼，颇欲全之，问诸枢臣，莫有为之言者。
王犹豫良久，曰：“隆裕太后怒之甚，谓孝钦皇太后若在，谁敢然者！直令人不敢置对。”卒从部议。
两宫西狩，岑云阶制府为陕布政，以师勤王，扈跸入陕。至山林险阻辄下骑，身卫銮舆以行；夕则披裘，卧于行宫外舍。慈眷颇隆，擢抚山西，移督两广，朝廷倚之以镇南服。拳匪之乱，两宫仓卒启跸，长白荣文忠猝不及扈从。慈圣于途中，见武卫军溃状，怒曰：“恨行时未杀荣禄。”项城时为东抚，于乱军中，迹文忠所在，资助以往西安，且百计经营，为解深宫之愠。及文忠秉政，项城任直督，内外允协。文忠卒，庆邸代之。时慈圣春秋高，恣为娱乐，好贡献。庆邸宗支稍远，恃其孀女四格格者供奉内廷，以固其宠。岁费巨亿，竭其禄俸所入，兼广纳货贿，犹乏于用。项城乘间与之交结，月有贡品至京，珍宝奇巧盈于慈宁，宫门内外咸受导行钱。誉声日起，朝廷大政咨而后行，任用之专，比于往日勋旧。
项城大练六军，取朝旨使各省助饷。攘招商、电报两局于武进盛侍郎之手，以利交通。收永平七属盐利于官设天津银号，试行公债，以通有无。挟势敛财，因财助势，名震中外。时枢府六人：自庆邸而下，定兴、善化皆先进，蒙古荣尚书入枢廷得项城力，长白铁尚书以练兵处旧属而跻显贵，虑变常有同异，东海徐尚书旧为项城掾，因汲引以升。诸公畏人言，亦稍自别。时北洋威力日逼，枢臣无能与抗。疆吏中，惟西林在粤有重望，与项城埒。粤中多盗，治以重典。弹劾不职，动辄数十人之多，人人畏惧。粤海关书吏周某赂庆邸得使节，立捕治置法，同时拜疏，请重枢臣之禄以愧之。时庆、袁相比，惟忧西林为梗。政府诸公，处覆巢之下转危为安，亦惟西林是冀。临桂于晦若侍郎入都议宪政，见善化以意私焉。
善化欣然从之。西林以密电书本为赠，二人之交自此始。会议宪政，舆情不协，南城言路弹章，相继不绝，项城稍绌。官制改革之后，枢廷惟留庆邸、善化二人，项城见之，益有协以谋我之惧，自请开去八项差使。居恒不乐，经冬足不下楼，亦不见客。时东三省事益迫，杨杏城侍郎说之往东，项城心颇动。适庆邸疾，求医于北洋，项城使段香岩统制偕医往，日伺于邸侧。于是庆、袁交益加密。项城意变，西林虽至、无能为矣。
赵尔巽为东督，摄乎日俄之间，无所措手，自诉于朝，请简重臣，巡视边境。
诏使振贝子暨东海徐尚书往。及归过津，见项城。项城先宴两使于中州会馆，循旧例，殊无足观。道府而下，继设宴款待诸随员，仍于中州会馆，筵席、戏曲均后来居上。主宾正欢乐间，忽有不速之客三人来，望之，项城当先，次东海，次振贝子，主人中之段芝贵招待入席。俄顷间，女伶杨翠喜出演，备极妖冶，合坐为之注目，而贝子心旷神怡，不觉手为之拍板。旬日之间，翠喜不出演，京津轰传已嫁某贵人矣。又久之，东海受命为东三省总督，段芝贵署黑龙江巡抚。近代以来，道员擢任封疆者，殊不多见，颇疑为贿得。未几，翠喜之事渐闻于外，乃知以色进也。先是，西林以粤汉铁路事操切，几激大变，移督四川。请觐不许，至沪，托病逗留，久不赴任。闻朝中多故，声言之蜀。及浔，舍舟登陆，作匡庐之游，即于其间具疏请觐，由铁路疾趋至京。时监察御史赵启霖、赵秉麟、江春霖者，以敢谏著称，夙标清流之目，皆协以谋当轴。闻西林至，启霖迎至保定。
计议既定，西林宫门请安。初次召见，即调补邮传部尚书，留京内用。连日奏对，尽发庆、振父子之覆，启霖旋揭奏翠喜事。慈圣乃严责庆邸纳贿，内阁侍读润泰因事过乾清宫，远闻御音悲厉，盖几于垂涕泣而道之矣。及翠喜案上，慈意滋为不悦，命醇王及寿州孙相查办。凡依草附木者，有冰山将倒之势。项城在津，闻报大惊；立召杨以德至，令于一日夜，出翠喜于庆邸。以德素有干才，遂至京，以骡车挟翠喜出城。是夜行百里，至黄村，乘次日京奉车至津。项城先使人利诱势怵盐商王竹贤，令自承为翠喜夫婿，遂以予之，赃证于是乎灭迹。时长白世伯轩相国，在满人中素著忠悃，而与庆近。且都中舆情，以为袁绌而岑用，一也，徒苦老庆，于满人无利。适慈圣往淀园，过万寿寺稍憩，召世相独对。世相殊不为左右袒，微露庆、岑夙有嫌怨，慈意稍为之解。四格格更朝夕为其父兄泣陈冤屈，且曰：“奴豢于母家，虽一履一袜，皆兄予资，今复何恃？”四格格为慈宁弄物，尤动上听。查办大臣醇邸、孙相，重臣也，诸王府第声息相通，岂有不知振贝子纳妓之事。奉诏之日，王指诏末“水落石出”四字，语孙相曰：“圣意在此。”既见世相，世相曰：“此何事也，而可轻发语耶！王年幼，诸事宜诿诸寿州，庶慎已免咎。”孙相之年事老矣，毕世在京，久直毓庆宫，于宫庭知之颇悉。
戊戌之岁，曾以进呈《校邻庐抗议》一书，几被其祸，旋乞骸骨。洎两宫西狩，献易位计者均得罪，慈圣渐悟其离间，待上稍宽，复召用孙相。回銮以后，以庆、袁相比，梗于其中，两宫意见未全泯也。袁、岑争权，群矢集于庆、振父子，至揭其狎亵之罪。慈圣命上母弟及师傅往察其情，悔祸之意益显。然闻孙相曰：“政局视吾一举足为重轻，此外人无知之言也。吾一言一动，影响皇上安危甚巨，每念及，战战兢兢之不暇，岂敢稍涉疏忽。今日之事，惩治庆邸，圈禁其子，博舆论之欢欣鼓舞，固自易易。然庆邸，亲臣也，非常熟比，无辞可令出京。遇年节、吉日，递如意、蒙召见，与在位者同，甚或仍准内廷行走。而四格格朝夕在太后侧如故，项城在北洋如故，时时能为庆邸作卷土重来之计。且乘间媒孽吾辈，以去其毒，何以御之？吾老何足惜，但不能为己市直而为上树怨。且今之与项城为敌者，未必能制其死命，惧无以持其后。即使得志，亦将顺焉矣耳，安见其矢忠于上，劝母以慈，劝子以孝，如古人之所为乎。”当时朝中党派情势，孙相之言，洞若观火焉。嗣派内阁侍读润泰往津，调取王竹贤、杨翠喜口供，覆奏查无实据，其事乃毕。京曹通例：部属文稿，堂上多因仍不改，然部员仰体堂上之意，亦容有之。后二年，孙相查陈雨苍案，调用随员，仍内阁侍读、中书之类，且多查办杨案之人。而调取各部案卷，互证参稽，一一举其左证毋稍宽贷，乃知翠喜之事非不能查实，而别有用意也。
庆邸势利之交，金钱作用，夫人而知之。托活洛氏陶斋制府，于无意中，与寿州孙文正语，时为庆邸忧贫。言王府费用，每年辄三十余万，虽有禄俸养廉，相差甚巨，云：“邸中用度不足，咸知取诸北洋，然究于何项开支，何人过付，无人能测也。”按新军扩张至六镇，隶于练兵处，庆邸领之，一切贿赂之妙用，悉具于此。六镇每月皆有截旷之饷，不下三四万，项城悉辇以献庆邸，仅以夹单上陈，如各营官之于统将也。无文件为据，无案牍可稽，知者绝少，故屡经言官指摘，无从查察。自新官制行，直隶省仅二、四两镇，馀四镇悉隶陆军部，铁宝臣尚书为政，仍效项城所为。斯时尚书进而项城绌，几往东三省，盖有由也。及凤禹门将军为四镇军统，并操兵饷之权，继续前事。于是尚书权力日衰，而将军又袭前人衣钵，耀一时。在庆邸初无成见，终始为一利字而已。闻翠喜案中，慈圣面责之曰：“汝为财耳，国亡，财于何有！”大哉王言，惜未能发其聋而振其聩，悲夫！
庆邸当国时，京津道上有赫赫红人曰董柳庄者，名遇春，相传北洋三口通商大臣门役老董之子，世袭其事，无案可考，莫知其详也。时遇春甚显，奔走于势要之门，善于迎合诸贵人之意。为广交要路，动以万计，因之连捐带保，至直隶省候补道。一时，大僚有以裁缺而反得高位者，有以升任而日进不已者，有不论阶级而速化者，有以废员而破格起用者，皆缘之以进。闻一次纳费，多至十数万，少则数万，其陆续费用，亦至十数万、数万不等。其他万千以下之数，道府以下之官，更仆难数。遇春以此博得庆邸欢心，爱之重之，在其他亲友之上。偶闻遇春言庆府事，较为详细，特是遇春非读书人，语无伦次，必以意会之。光绪三十三年，西林驰入京觐见，弹劾庆邸。邸郁郁不得志，有慰之者，辄叹曰：“今关情于余者，惟杨杏城、董柳庄耳。”杨侍郎闻之，赧赧然有愧色，曰：“余与董柳庄等耶？”遇春曾得罪于项城，故虽具此神通，不能得志。相传项城微时，与遇春约为兄弟，偶值乏时，尚赖其资助。戊戌八月，项城护理北洋大臣，诏下，遇春方饮于侯家后妓院中。闻有是命，大喜曰：“是我兄也，又尝假我银百金。”
其隔座中聚饮者，有项城中表、刘燕年提军在焉，以告项城。项城恶其妄言亵威，如陈王之于佣耕，故人衔之。甚至武卫五军成立保案，聂军奏保遇春，以直隶州知州候补。项城附片，劾其身家不清，现充号房。“号房”者，即门役也。荣文忠在枢府，面奏号房董某非遇春，袁世凯误也，附片遂留中。项城益惊叹其能力之大，不说愈甚，而无如何也。其后项城权重，时扼抑之使不得进，故遇春落拓如旧。惟怨当时权要曾由彼进身者，既贵之后，不为己援，而不知其终身否运，由于一时酒后之狂言也。
相传陈友谅败亡，其客渡海越辽阳，至长白山麓，寓一头人家。报仇之志久而弥坚，时明运甚盛，无如之何也。客善青鸟之术，惟日游原野，以待事机，暇则察视地脉，聊以自娱而已。居处多年，与主人家庭渐相习。燕俗重义气，见《五代史。高行周传》。非惟燕人也，愈北而俗愈古。盖其地土厚水深，人情敦厚，笃于友谊。主人视客，如兄弟骨肉，始终恩礼如一。客老且死，谓主人曰：“感君厚德，常欲图报，孑然一身，吾何所有？惟得吉壤一穴，有三百年帝王气运，敢以赠君。他日得志，勿忘明恨云。”此事传之悠远，虽无确据。丁未以后，满洲改为行省，游宦者日渐其多，归而言其风土人情，佥谓其人善与人交，殊无满、汉之见，至今犹然。吾乡泾县翟氏，先世即陈友谅臣下。友谅兵败国灭，馀众效忠不去，拥其宗裔，遁至河南光、汝之间，嗣以生息繁衍，分一支入皖，渡江而南居泾县。其先河南总部，犹寄供养之费。继而居泾之人读书入泮，甘食明禄，遂绝不通。载在《翟氏宗谱》，翟展成孝廉言之颇详。观于此而知陈氏覆亡，人心未去，辽东孤客，理固宜然。客姓氏不传，毅勇之忱，较之田横岛中五百人一死塞责者，难易相去，奚啻倍蓰。以视子房仕汉，其志报韩，何以加诸。
劾治权贵，效命疆场，皆美名也，而莫难于一死。梅村词曰：“为当年，沉吟不断，草间偷活，便竟一钱不值，何须说。”遥想明末，刳肠决腹诸君子，前仆后继，死亡枕藉，士气不其壮与！至近年诛奸与尽节，可谓别开生面。当时参李文忠，几等于严嵩、魏忠贤，然具疏者备受无知舆论之赞许，而无纤芥之祸，事过境迁，或更擢用。辛亥鼎革，先朝遗老不肯屈节，避居夷场，辄以余赀作富翁而享清福；否则依附皇室，食俸为生，仍不失禄足代耕之乐。梁星海方伯以妄论法越事，严议降五级调用，及銮舆西幸，由武昌府升安襄郧荆道。未几陈臬开藩，又得罪庆、袁而投劾去。国变之后，南北奔走，以张少轩之荐，继陆文端值毓庆宫，授太保。使杨、左诸君子地下有知，当有实命不同之感。
孔子曰：“勿欺也而犯之。”可谓直言极谏者戒。光、宣之际，台谏中，江春霖、赵秉麟、赵启霖以弹劾不避权贵，著闻于时，然皆有背影，终不免“欺”
之一字。秉麟仕民国为肃政史，姑无论名节，即以其生平弹劾庆、袁章十余上，国变之后，乃甘为之臣，将往时谈忠说孝面目一扫而空，亦孔丑矣。项城不念旧恶，宽予擢用。而于条陈外部事宜隐攻善化之李灼华，以暗通报馆为名明攻善化之恽毓鼎，悉置不用。楚人有两妻者，人挑其长者，长者詈之；挑其少者，少者许之。居无几何，两妻者死，挑者娶妻，仍择长者，取其能詈人也。项城用人，盖用挑者选妇之法。但定情之夕，昔以死争者今以身许，殊难为情耳。
赵秉麟、赵启霖、江春霖三人，在台谏中，非特同志也，而且同谋。杨翠喜案，虽启霖发难，因是左迁。秉麟具疏争论，谓己本有是意而未及上章，是自承为党也。孙相查办，不满其意，固无待言。未几，孙相舆从遇秉麟于正阳门洞。
毂击肩摩之地，骑者先导，指挥途众，令舆得过。秉麟，之父与孙相己未会榜同年进士，秉麟其年家子也，遽来书云：“遇公于正阳门，下车，为厮役所鞭者再。
不意年伯素性和平，而下人横暴如此。伏思相公之体制，虽极尊严，而御史之法骢亦何容鞭辱云。“孙相得书，亟往诣秉麟，秉麟避不见。孙相曰：”吾为谢罪来也，主人虽不在室，胡可径去？“下车登堂，向上行一跪三叩礼而归。俄顷间，秉麟即来，亦下车登堂行礼，不见主人而还。京中颇有知者，问秉麟，辄讳言之，盖自觉其已甚也。孙相骑士名陈元，其后为东海徐相纪纲之仆。民国改总统制，东海为国务卿，称相国，陈元为传宣官。秉麟适于其时充肃政史，自无有不见相国之理。沧桑一变，大清国易为民国，皇帝易为总统，大学士、军机大臣易为相国，御史易为肃政史，骑士易为承宣官。而秉麟之为秉麟如故。陈元之为陈元如故。秉麟遇陈元，不知若何感想。陈元遇秉麟，亦不知若何感想耳。
西林于随跸之役，始识总管李莲英。未几，开府山西，移节两粤，屡叨异数，慈眷极隆，声望之美南北相当，贡献之品络绎不绝，足抗项城，皆李总管为之内也。沪滨养疾，与武进盛杏荪尚书交，一见如故。武进喜知名之士，文人墨客结习，花晨月夕，莫不以气节为谈资西林居处稍久，遂与俱化，颇以名臣自励。入觐至洋各宫监欣逢旧雨，且患难之交，靡不心悦，西林视之蔑如也。及贡广西土产狗鱼，两宫知为珍味，命付庖厨莲英曰：“是物鳞类而有兽形，恐具烈性，不宜圣体。”命豢诸湖中，莲英曰：“观状颇恶，纵入水中，鱼鳖之属，无噍类矣，且恐夜出伤人。”乃弃之。西林于是乎宠衰，会粤中舆论与新督周公不协，上命复旧任。过沪，与诸名士交游，托疾不行。上海道蔡伯浩观察得其西法撮景，以新会梁启超旧景相合如一，以为逆党之证，进呈御览，遂得罪。
摄景之法极其浅近，两片相合尤轻而易举。光绪十年间，招商局得旗昌洋行业产，浸以盛大。李文忠以马建忠总办局务，沈能虎为副。建忠基之，密以能虎，与妓女合影献之。文忠雄才大略，本不以为罪，嗣见能虎，仅加斥责而已。能虎末秩微员，谒见上司，殊不敢对；文忠既未明言，尤难申诉。退而告人曰：“苟以傅相影加于其上，无不合也。”时传为笑柄。后二十年而有岑西林之事。
善化罢相，林赞虞侍郎有连带而去之势。上将择相，于是寿州、定兴同日召见，命长白世相从之入对。是日，定兴奉诏再简枢臣。寿州曰：“上知我重听，尚未知定兴与我同病也。”自是而后，庆邸专权如故。南皮内用，犹无能为，遑论其他。定兴旅进旅退，虽随班而上，于事一无所闻。下直后，辄向军机章京，询问本日例行公事，犹得一知半解。至于密勿，不能参预，自不待言。此老以倔强著闻，而衰龄保持禄位，至于如此。可见张禹，孔光举动，皆在人情之中。
林赞虞侍郎为谏官时，以风骨著，非清流诸君子，徒托空言之比。善化相国少年科第，以经济文章自负，与侍郎素相钦重。庚子回銮之后，善化入相，时侍郎氵存升专阃，内外尤相契合。官制改革，引入枢廷，共任艰巨。杨翠喜案，振贝子上疏乞去，中有一联，用上谕中“水落石出”四字嵌入句中，云：“虽水落石出，圣明无不烛之私；而地厚天高，有难安之隐。”侍郎读毕，叹曰：“好文章！”庆邸衔之。及善化放归田里，诏下，侍郎又大诧，曰：“进退大臣，如是之轻率耶！”召对时，力请查力。太后曰：“查办若实，厥咎更重。”是善化去职，深宫正有成见，不言而喻，而侍郎不知也。未几，遂出枢廷，任豫抚。
京师舆夫四名，谚云：“头一个洋洋得意，第二个不敢泄气，第三个浑天黑地，第四个不知那里。”谈者比以军机大臣。向例，枢臣入直，在御案石旁跪，其跪垫挨次而下，惟居首者奏对，其次则跪处由渐而远，谛听上谕，不能详悉。
即有陈奏，上亦不能尽闻，仍由居首者传述。故枢廷诸臣，虽云同时入直，然自首座外，其馀率非问弗对。京谚以舆夫四人状之，情形毕肖。
于晦若侍郎久参李文忠幕，书牍多出其手，《清史稿》谓奏牍多出其手，乃相传之误。侍郎长于宋人四六，《困学纪闻》论文所举各条，侍郎优为之，故文忠谢恩诸奏，望而知为所作。至论事摺子，文忠方以自命，何待人为。如有集思广益之处，幕中人材济济，非止一人。丰润联姻后，时参末议，目中岂复有侍郎在。光绪乙未之岁，文忠自马关归，入阁办事，寄居贤良寺，侍郎始为记室之长。
是后章疏，寥寥无几。出任两广，侍郎又未从。故《文忠奏稿》八十卷，虽谓其无与于侍郎，可也。然侍郎散体之文，其揣摩工夫，能恰如人意之所甚欲；其运用词藻，可以达人口之所难宣。光绪末年，侍郎以西林势败之故，出使德国，充考察宪政大臣，无异宋人之远谪。临行一奏，庆邸读之，称赏至再。南皮素与之善，挽言曰：“此人归国，何以处之？”项城以手指地，曰：“莫善于此。”意谓军机大臣也，南皮乃不复言。
满洲一足跪之礼，名曰“请安”，非真长跪也，一膝稍曲而已。满洲人五分男女，偶相遇即行之。凡内廷行走，满籍大学士以下，相遇皆然，则不足为荣辱，从可知已。至卑贱遇尊长，则双膝落地，名曰“跪安”。汉京曹相见，均长揖。
外官则自知府以下，谒长官，均请安。谓之行旗礼，可也；谓之有加礼，则未见其然也。《嘉谷堂集》书阿文成公遗事，内有一条云：“星衍改官比部，偕同岁生马履泰谒公。公止星衍等，勿行一足跪礼，曰：”吾为郎官时无此礼云。‘“
是乾嘉时已以是为卑屈，相沿至今，而其实非也。光绪末年，厘定官制，不分满、汉。于是汉人学旗礼者日多，反以请安为时式。可知移风易俗，未为难事。
京官重礼节，然礼与谄不同，匪惟无谄于同官也，亦无谄于长官。京曹虽有尚侍，无论王公大臣，其属僚除送稿、画诺外，鲜有至其宅者。粤东陈锦涛以游学生考授编修，供职度支部大清银行。其时泽公喜学生，颇信任之，武进盛尚书以为译员，筹借款遣往欧洲，见银团解释用途，乎大用矣。忽逢辛亥之变，锦涛走沪，谓人曰：“满洲宜亡，以少年不经事王公为长官，令吾辈口称章京，叩头请安。”谑者曰：“京朝官无是礼也。苟非尔自往口称章京，自往叩头，自往请安，谁令尔行？”家式甫为军机处章京时，项城入值枢廷，式甫持稿往见。
项城不知枢垣掌故，坐而受之。式甫稍退不与，项城微诧作声，式甫更退后，项城觉而起。自是，项城益加重视。式甫由帮领班跻正领班，项城之力居多。孔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其斯之谓与。
本朝职官入朝奏事，始不执笏，朝珠庶乎近之。每挂壹百零八颗珠，上下左右，每二十七小珠间一大珠，以珊瑚、翡翠为之，谓之红绿佛头。佛头或即笏头，满洲制度无考，不可详也。其在胸前者，左右小珠三串，各十粒。男子二悬之左，一悬之右。妇人二悬之右，一悬之左。谓之记念。最初用法，殆为以笏记事之意，北方土俗近古，抑结绳之类欤？俗语谓之“三台”，取美名而吉兆也。其在背下垂者，谓之“背云”。君子无故玉不去身。观于此而知国初入关，悉从明制，是荀子“法后王”之说也。章服虽有更变，略存古意，抑孟子“法先王”之道也。
盖两用之。
林赞虞侍郎仕豫抚时，李季皋侍郎由苏皋调豫，二公素识，同官一省，相得益彰。各省军政，向来督抚专权，两司兼督练公所，循例署尾而已。李侍郎将门之后，莫展其才。与项城私函，偶言及之，弗善所为。未几，陆军部派员查实，林侍郎缘此内调。适逢其会，林侍郎上章，称许李侍郎，推崇备至，一则曰“国家柱石之臣”，再则曰“李某克家令子”，都人疑焉。林侍郎入京，李侍郎又有书来，极其谦，叙述彼此交情，谓如父兄之于子弟。于项城及后任吴中丞，均有微词。枢臣调停其间，将李侍郎调浙臬而两解之。李侍郎以病辞官，留京不行。
二公素行，均持重无私。虽一人急功，一人持重，性情万不能合作，然未至于倾轧。其所以误伤者，李侍郎之才，卓越庸流，惟学不足相济，故两书之中，词意不无重轻，以致于此。故言为心之声，不可不慎也。
慈圣晚年，不免于寡人好货，而无与于政事。项城、西林皆以贡献，互相斗富，因其官高，愈增荣幸，未必以之登进也。且此端微开于李文忠，而张文襄继之，在当日督抚，为见所未见，亦非项城、西林开其先也。辛丑回銮后，朝廷惟惧外人图己，项城近在北洋，手握重兵，尤为倚恃。侯官沈爱苍中丞时为京兆尹，窥知其隐，步袁、岑后尘，藉交通宫禁之力，胁取各省数十年久已停解之顺天固本京饷，成兵三营，更近在肘腋之间，思间项城之眷。卒以职位较卑，为所龀而去。文忠公子季皋侍郎以门荫起家，简浙江按察使，入都陛见，蒙赏饭。是日，项城约之午膳，临时而侍郎以电话辞。夕至其宅，项城问日间之事，侍郎告以故。
项城大惊，曰：“尊宠极矣。汉大臣中，惟余与岑春煊受此恩遇。”问席中见何人，侍郎曰：“派太监伺候。”项城益讶曰：“上视子与余辈等耳。”然终光绪间，侍郎并未大显。沈、李二公犹曰：“先泽也。”寿州孙多祺以道员需次直隶，善于观风望气，交结宦寺，求梯荣之路而终穷。先是，辛丑之岁，任河南祥符首县。适两宫回跸，奔竞之术，百出不穷，行宫门外，趾为之穿。一日之间，龙光三接，时夸于众，传为笑柄，然其后潦倒极矣。光绪末年，由李总管献菊花百盆，言家贫，只此区区之物，聊表忠悃。慈颜怡悦，赏御书匾额。多祺白天津寓所具鼓乐，候于铁道侧，迎归，招摇过市。慈圣于此类事，视为无足重轻，不能由此而猎取爵禄也。
帝自西狩以来，渐与太后母子情意如故。太后惩国家多难，宗社安危惟帝是赖，途中调护备极恩勤，帝亦眼事惟谨，欣欣然有祥和之气象。回銮之后，长白荣文忠公辅政，未几卒，庆邸代之。项城、西林，南北重镇，协力维新，天下称治，民亦劳止，汔可小康。帝性直率，于戊戌之事，颇有遗憾，心所不平，辄形诸笔墨，曰：“某某可杀。”类似宋宁宗皇子书，“弥远当决配八千里”，而不知祸作于肘腋间也。谗者果挟以诉于太后，宫闱嫌隙复生。帝无尺寸之柄，郁郁益以致疾。禁中事秘，京外颇有讹传。至光绪三十三年丁末，始以痼病闻于外，诏征四方良医。时下悬壶之士，如陈莲舫类者，贪得御医之名，远近咸集，麇聚辇下。帝沉疴已久，易生暴怒。医入请脉，不以详告，令自揣测。古法望、闻、问、切四者，缺问一门，无论何人，均为束手。及书脉案，稍不对症，即弗肯服。
有时摘其未符病情之处，御笔批出，百端诘责。批陈莲舫方云：“名医伎俩，不过如此，可恨，可恨！”纷纠年馀之久，所患益剧，虽日视朝，步履非复前状。
戊申十月癸丑朔，时享太庙，遣恭邸代行礼。是日，枢臣甫入，帝泣云：“予恐不腊矣。为太后子，不能奉侍，奈何？”太后安抚之。自此乃不早朝。帝久病之中，忽中止听政，咸知为不祥之兆。时政在慈宁，人心未甚震异也。太后体素康健，喜服腻品，因以致疾。甚剧时，庆邸往奉天验收普陀峪东陵工程未归。两宫病重，枢府诸臣，皇皇无以为计。二十日，庆邸返，先与项城计议，项城曰：“吾辈汉臣，惟知国赖长君，其他非所敢言。”醇邸曰：“若仍为臣，无不可者，不然不敢承。”佥曰：“宜入见。”乃请起太后召见。禁地森严，至是而益密。
枢臣每人至，辄问曰：“谁欤？”对曰：“某。”乃开一罅内之入，旋闭之。又一人至，亦如之。毕入，恭邸尾于后。卫士曰：“未召王。”拒之于外。太后在寝室，稍饰，倚衾坐，见诸臣，先问皇帝病况。庆邸对曰：“疾大渐，宜立皇子。”太后曰：“先令载沣之子入宫读书。”醇邸辞曰：“臣之子幼，载涛之子长，愿太后善为计。”太后微愠曰：“汝糊涂，此如何时，而犹作是言耶！立汝之子为穆宗毅皇帝之嗣，汝为摄政王。汝虽无才能，择有才能者为佐，勉之毋懈。”
庆邸请兼祧至再，不许，乃皆退出。及立储诏下，末云“兼承大行皇帝之祧”，乃太后所未及知者。太后以光绪初年早有成议：今上生子，为穆宗之嗣，有约在先。然枢臣拟兼祧之谕，亦合乎礼之变，未为违旨也。
太后有私蓄三千万，半在南苑，半在大内，皆用红绳束之。庚子之岁，乘舆播迁，辇运不及，乃遗之去。八国联军入都，世相时以内大臣居守，用日兵为卫，洎驾返而无所失，慈颜大悦，世相以此骤贵。孝钦皇太后崩，宫监黠者，尽其所有，以献孝定皇太后，而阄人之势因此不衰。未几，清亡，孝定皇太后旋崩，宫禁内事，仍为旗员把持。辛亥后，大内用度，想出于此，何时侵蚀始尽，亦无可考。
李莲英所谓皮硝李也，在安得海之后，内监权势莫逾于彼，然孝钦太后家法綦严，惟内务府中司员在其宇下，不能不常与周旋。当时大僚，幸邀慈眷而交通宫禁，或知之有素。外廷诸臣，莫得晤其人。莲英从不轻出，识面尤稀。显后晏驾之四年正月，火神庙会移于香厂，忽于游人中，有人私语曰：“此李莲英也。”
视之，乃黑丑大汉，适成其为北方之强者而已。小张德继为总管，与京朝官吏时有酬应。母寿，贺客盈门。值骡马市大街修治道路，为途所必经，警吏为之先期竣工。犹子某，供职军谘府，已入宦途，与张绍轩军门联谱，隐有亢宗之意。清末风气，人人观念，颇以为军门之荣。亲贵王公，反介军门。以结于张德，为取悦宫闱之捷径。军门落职居京，以此之故，出为江防军帅，授两江提军，颇负时望。履任之始，无赀以往，张德之母假以五万金，而后成行。燕人重义气，张德一家，视军门如骨肉。鼎革之际，军门力守金陵，不受各方之摇惑，事虽不终，东南方镇未之有也。追惟终始之际，其情感未尝不自是而来。欧阳公作《五代史》，立《宦者传》一门，皆取其有关于国事者。吾于李莲英、张德窃有感焉。
项城以戊戌之变，得罪先帝，惧祸之及，倡为立宪说，尊民权，重民意，俾无故不能诛大臣。杨杏城侍郎为之计曰：“立宪官制各有责任，不能兼差，公为光杆总督，是未受立宪之益，而先受其损矣。”“光杆”者，俗语他无依附之谓也。项城不听。既绌于官制之会，知其策不行，乃献交邻之策，阴以树外援。当是时，唐少川侍郎主交美，梁崧生侍郎主交德。唐侍郎聘于美，议加两国使臣之级为大使，不得要领而归。日本人忌之，有行反间于摄政王之左右者，曰：“日本之至中国也，在三日之内；美之援中国也，在二十日以外。夫不忧三日之祸，而待二十日之援，谋臣失策，为不忠。”度支部尚书泽公，以武进盛侍郎为谋臣，袁、盛之仇固结不解，泽公亦不悦于项城所为，谗之曰：“岁费益巨万，仅得大使之虚名，岂计之上者。”项城乃被逐于外。而远交之策不行。
戊戌，常熟放归。是日有旨，先令其待于外。常熟私忖：不过如甲申之屏出枢廷，甚至开去各项差使而已。诏下，捧而流涕。盖以师傅之尊，等于斥逐，不稍予以礼貌，诚出人意外。丁未，善化放归，适当夏令，枢廷诸臣来时稍早，皆释冠带，室内憩息。诏自内下，众方趋视。善化学问本高，年力正富，略为观察，一览无馀。旋即束带整冠，入内谢恩，趋而出，无一语。戊申，项城放归。是日枢廷散直，摄政王复召世、张二相入内，出诏旨。初更严厉，世相力争，仅得开缺回籍。项城奉诏，面色皆赤，强作狞笑，云：“天恩诚厚。”时孝钦显皇后之丧仍在宫中，先帝奉移观德殿，项城时为恭办丧礼大臣之一，轮日值宿。忽念及此，曰：“今当直，奈何？”世相曰：“吾为子往。”项城半跪谢之，乃出为归计，闻其家人，恐有后患，力劝为外国之行，项城意不之动。家人长跪许久，号泣随之，乃以电话召张镇芳都转至京议之，为筹赀斧计也。谈至经夜，翼日与乘京奉车至天津。都转在一等车至城站下。项城微服在三等车，至老龙头车站下，寓利顺德饭店。使都转往见直督杨文敬，无他意，乞资而已。都转尚未言其来意，文敬闻项城至，大惊曰：“渠奉旨回籍，胡可以来？若然，必以上闻。”都转不复言而去。文敬以告其幕客，客或曰：“虽然，必往慰之，毋令憾我。”文敬遣其子往，而都转之言已先入矣，杨、袁由是不睦。项城旋得赵智庵、杨杏城两侍郎电话，促其速返，乃还京就道。三公之出枢廷，情事相同，而处之不同如此。
南皮张文襄在京，尝言泗州杨莲府制府、杏城侍郎兄弟非一母所产。易实甫在侧曰：“同母兄弟也，公胡以决其不然？”文襄笑曰：“一龙一猪也。”或问侍郎曰：“子孰为龙、为猪？”侍郎曰：“以南皮目光断之，人果成进士，虽杀人，亦可以减罪。吾兄词林中人，定为龙，余定为猪。”文襄又言：“番禺梁彦孙太史与杏城侍朗必感同气而生。”疑其相似之甚。时尚为诗钟，一日，拈得“奇态”二字五唱，黄绍第叔庸得句云：“弟兄岑氏奇皆好，姊妹杨家态并浓。”
南皮大称赏，称为钟王。其于侍郎，无往而不加贬辞，诸如此类。洎慈圣上宾，项城斥去，醇王摄政，颇倚任南皮为重。铁宝臣尚书长陆军部，与涛贝勒同领禁卫军，深相结纳，谓涛贝勒曰：“袁党之势已摧，若去杨士琦，则根株尽绝。”
涛贝勒初出任事，不知其为何如人，曰：“谁为杨士琦者，余胡不知？”尚书曰：“王于观德殿之下，丧服哭灵诸臣之中，有大红鼻子者，即是人也。”时先帝之丧，奉移观德殿，故尚书云然。良赉臣统制素仰南皮如泰山北斗，言及杏城侍郎，辄云：“大红鼻子，非佳物也。”
摄政就职，庆邸威权大损，见项城屏逐，知将及己，遇事更形退缩。宣统年间，政局情形极其复杂。铁宝臣尚书喜于军权在握，忽出为江宁将军。世伯轩相国于诸满人中，负一时重望，忽与吴郁生同时罢值枢府。涛、泽参预密勿，权在枢臣上，传闻涛将柄政，召用袁、岑，已忽寂然。足征当时起落不定之象。庆邸依违其间，时或于彼有利。二年秋，朗贝子与东海入直，涛之力也。庆邸知朗之易与，玩之股掌之上，权势日就恢复。又荏苒经年，改庆内阁而后国亡。
世伯轩相国索勒豁金氏，今之张禹、孔光也。未尝篡汉，然王莽之篡，实二人阴以纵之。索勒豁金未尝贪横，然庆邸之作恶，实彼有以成之。庆将以黩货败者屡矣，杨翠喜案几不免，奉查办诏，泣曰：“臣罪实当诛，不实奈何？”太后曰：“言者有罪。”世相于此际，初未尝为庆陈辨。而召对之时，唯唯否否，令天颜不觉而为之霁。项城放归田里，庆邸有联带去职之象，谓世相曰：“如不用我者，宜自请退，母逆舆情而逐我。”世相为之缓颊，而庆之贪横得与国同休。
其他大政因之迁延不举者，不可胜举。丁巳复辟，近臣中，虽知其未可，莫不欣喜。世相独不然，是真别有肺肠者矣。
良赉臣统制与世伯轩相国，在晚清可谓第一流人物。世相以巽懦亡国，统制清刚，适与相反，其覆邦家，亦与有劳焉。统制以丰沛子孙，东游学于日本而归，饱读兵书，熟谙世变，适逢其会，夤缘得为涛贝勒幕宾，处大有可为之势。时在光、宣末造，宁不知岩墙之下，举动皆足致祸，乃一意新法练兵，招致非类，酿为肘腋之患。天之生才，在前数十年，则为多隆阿；在后数十年，则为良弼。天实为之，谓之何哉！军谘府初名练兵处，统制为司长。项城阴忌之，调至第三镇，为标统。其镇统某夙以屠名，统制辞不往。时庆邸为练兵处督办，复调回京。项城不可，言将不用命，以去就争。相持之际，皆诉于庆邸。庆邸两解之，命统制往见项城言谢。项城声色俱厉，促速至军，曰：“汝好为之，且擢汝为大将，不然斩汝首。”统制出，汗流浃背，谓人曰：“生平所未见之严威也。”在军三月，仍调京用。项城用人，善于操纵，诸如此类。然在前数十年，则为胡文忠，在后数十年，则为项城，亦天实为之耳。昔人谓明末流寇，皆胡蓝狱中功臣后身，虽寓言而有至理。清白开国以来，朝廷颇负汉将。微特年羹尧、张广泗、柴大纪以冤死也，岳钟琪部下健将纪成斌、曹识辈，俱不得善终。湘、淮将帅中兴之绩足与创业比隆，赏功亦薄。至亥子之际，所用汉将莫不负朝廷，殆亦天意与？
镇国将军载振使英，贺爱德华七世加冕礼，归授商部尚书。诸王公艳之，佥思作海外之游，以猎取高位。贝子溥伦之美，观赛会；镇国公载泽之欧、美两洲，考察宪政；贝勒毓朗之厦门，招待美舰；镇国将军载搜之美；充一等参议；贝勒载洵、载涛之各，国考察海陆军政，使节联翩，不绝于道。诸王公年少未学，声色狗马之外，他无所知，举动皆足以辱国。洵贝勒至英伦，馆于王宫。客舍有食堂，各国王公贵人来者皆在焉，洵帅其护卫以往。护卫咸北五省籍，华人佣于英者，惟汽船工役，亦以北五省籍居多。护卫引为乡里，食时与俱，同席者以为大辱。英伦船厂商人闻吾国海军大臣至，盛席作乐燕之，诺将往矣，已而不果。校阅师船，约以巳正，逾期而往。及至柏林，誉德之强，宣言于众，诸多失辞，英人憾焉。涛贝勒至英，英几不受，适爱德华七世殂，强以吊使往，许之。期以三日至四日始行。诸王在外，皆有挟妓之名，搜充参赞，尤无忌惮。
涛贝勒考察陆军之役，从者皆军将，惟李季皋侍郎以将门之子，厕于其间。
途中耸恿贝勒，联络邦交，以为牵制之计，贝勒意动，舟过檀香山，观珍珠湾险要，防日本也，工犹未竣。规模之宏远，经营之完美，为生平见所未见。向所濡染于日本东京学生之言，以日本为天下莫强者，观念稍变。至旧金山，吾国使臣张荫棠迎而登陆，易车之华盛顿。车中，荫棠曰：“王之来也，专以军事与？抑朝廷其有本指与？”贝勒曰：“无之，专以军事来也。”荫棠曰：“王其秘之与？
余实为行人，胡可以不知？“曰：”否，其实无也。“荫棠曰：”然则王胡以来？
昔岁唐绍怡来聘，列邦人士，好我者喜，恶我者惧，咸曰：“其中必有物。‘绍怡返已逾年，忽焉而已，四方荧惑已甚，而王适至，若又无所见而来，无所闻而去，人其谓我何？然则王胡以来？”皆不应。荫棠曰：“国家之危，将在旦夕。
以王之尊亲，使于四方，苟利于国，观时而动，何等不可者。不然，亦伪为之，庶无贻羞于此。“贝勒深然之。至华盛顿，见总统塔夫特于白屋。贝勒凡燕宴，皆李侍郎相为之通译。白屋者，美宫也，制度简略，其侧有小园。宾退，主人导之园游。及门，宾曰：”昔者闻君宣言列国，以敝邑之土地、政事、权利为不可犯，引为已任，惠之至也。寡君拜君之赐，使某私焉。“塔夫特曰：”是吾心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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