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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宗皇帝
变新法
元丰八年四月辛未，诏户部侍郎李定取都提举汴河堤岸司所领事，并提举京城所课利条析以闻。
五月乙末，并罢提举汴河堤岸司。元丰二年二月二十二日初置，三年五月二十二日改今名。
诏尚书省左、右司在京免行纳支钱窠名取旨。
旧录云：先帝以浊流入汴淀淤湍急，都人有水忧，乃导洛通汴，置司提举，又官司市物迫行人供应[1]。吏并缘为奸，至逃亡破产，民患之，乃等第纳钱，免充行役，以钱募人供市，而官司禁不得，市于民，民得不扰。至是，奸臣欺罔帘帏，以为非是。时先帝崩才越月，变乱法度由此始。其后事无小大，悉更革。上未亲政也。新录辨曰：神宗皇帝尝诘兴利之弊曰：『事太伤鄙，有害国体。』盖深责有司之过也。凡所奉行失其本旨，皆有意更去之。诏墨具在，可考而知。通汴司本为救患，免行钱本为便民，其末在有司，皆近于兴利之举。至是，诏取索事目，以定可否，亦惟神宗之意而行之也。自『以浊流入汴』至『未亲政也』一百一十六字并删去。
又诏：『开封府界、京东、京西、河北、陕西、河东所养户马，近已支价钱拨买，配填河东、鄜延、环庆阙马军分。自今府界并京东等路养马指挥并罢。』(余见《保马》）又诏：『在京并京西及泗洲所置物货等场并罢。在京委监察御史黄降、驾部员外郎贾种民；京西令本路转运副使沈希颜[2]；泗州令权发遣江淮等路发运副使路昌衡点磨物数，会计当职官夫交割桩管，条析措置结罪事件以闻。』诏曰：『恭以先皇帝临御四海，十有九年，夙夜厉精，建立政事，所以惠泽天下，垂之后世。比闻有司奉行法令往往失当，或过为烦扰，违戾元降诏旨；或苟且具文，不能宣布富惠；或妄意窥测，怠于举职，将恐朝廷成法，因以隳弛。其申谕中外，以自今以来，协心循理，奉承诏令，以称先帝更易法度、惠安元元之心。敢有弗钦，必底厥罪。仍仰御史台察访弹劾以闻。』
旧录云：时蔡确等虑法浸改废，故降是诏，然卒弗能禁。新录辨曰：蔡确知有司奉行新法例皆失当，过为烦扰，寔惠不孚，则不能不更化也。法少更，则身必不安于位。是语诚确等有以启之矣。史官不推本神祖爱民，而饰确之谋，以欺后世，今合删去。吕大防《政目》诏有司奉行先帝诏旨失当事以闻在八日。
丁丑，御史中丞黄履言：『福建盐法，惟邵武军、汀州受数为重。邵武县近以盐多民匮，难于出籴，遂以人户产钱纽定卖盐，不循朝旨乡铺之法。至于建宁、光泽等县，其弊亦然。汀、剑、建三州，亦有抑勒。乞差官体量。』监察御史安惇言：『福建转运副使王子京擘画官卖腊茶岁三百万斤，访闻抑认。乞委官采访。』遂诏：『先帝以诸路监司责任不轻，朝廷当加考核，其烦急掊克与旷弛不职者，当有所惩。去岁已诏修立分遣郎官御史察举之法，可依先帝诏旨施行。江南西路遣监察御史陈次升，福建路遣监察御史黄降。』乙酉，枢密院言保甲（详见《保甲》）。己丑，司马光上疏曰云云：『及奔丧至京，乃蒙太皇太后陛下特降中使，访以得失，是臣积年之志，一朝获伸，感激悲泪，不知所从。顾天下事务至多，臣思虑未熟，不敢轻有条对。但乞下诏，使吏民皆得寔封上言，庶几民间疾苦，无不闻达。既而闻有旨罢修城役夫，撤诇逻之禁，止御前造作，京城之人，已自欢跃。及臣归西京之后，继闻斥退近习之无状者，戒饬有司奉法失当过为烦扰者，罢物货专场及民所养户马，又宽保马年限。四方之人，无不鼓舞，圣德传布，一日千里，颂叹之声，如出一口，溢于四表。乃知太皇太后陛下深居禁闼，皇帝陛下虽富于春秋，天下之事，靡不周知，民间众情，久在圣度。四海群生，可谓幸甚!凡臣所欲言者，陛下略已行之。臣稽慢之罪，定负万死。夫为政在顺民心，苟民之所欲者与之，所恶者去之，如决水于高原之上，以注川谷，无不行者。苟或不然，如逆板走丸，虽竭力以进之，其复走而下可必也。今新法之弊，天下之人，无贵贱愚智皆知之。是以陛下微有所改，而远近皆相贺也。然尚有病民伤国、有害无益者，如保甲、免役钱、将官三事，皆当今急务，厘革所先者。臣今别具状奏闻，伏愿决自圣志，早赐施行。』又曰：『昔汉文帝除肉刑，斩右趾者、弃市笞五百者多死。景帝元年，即改之，笞者始得全。武帝作盐铁、榷酤、均输等法，天下困弊，盗贼群起。昭帝用贤良文学之议而罢之，后世称美。唐代宗纵宦官公求赂遗，置客省拘滞四方之人。德宗立未三月，悉禁止罢遣之，时人望致太平。德宗晚年，有宫市，五坊小儿暴横为民患，盐铁月进羡余。顺宗即位，皆罢之，中外大悦。是皆改父之政，而当时人谁复非之者哉?况先帝之志，本欲求治，而群下干进者竞以私意，纷更祖宗旧法，致天下藉藉如此，皆群臣之罪，非先帝之过也。为今之计，莫若择新法之便民益国者存之，病民伤国者悉去之，使天下晓然知朝廷子爱黎民之志。吏之苛刻者，必变而为忠厚；民之离怨者，必变而为亲誉。德业光荣，福祚无穷，岂不盛哉?』
五月丙申，户部侍郎李定奏：『先奉旨，令臣取索都提举汴河堤岸司所管事件闻奏；又奉圣旨，专切提举京城所管课利事件，令臣一就取索。今具到都提举汴河堤岸司专切提举京城所管课利事件。』诏：『汴河堤岸及房廊、水磨、茶场，京东西沿汴船渡，京岸朝陵船、广济河船渡、京城诸处房廊、四壁花果、水池、冰雪、菜园并依旧。方木场、天汉桥及四壁果市、京城猪羊圈、东西面市、牛圈、垛麻场、肉行、西塌场各废罢，令贾种民等依罢物货已行指挥堆垛般运。东南及西河客人物货亦废罢，其见差官吏人等并京东西收力胜钱，并仰贾种民等一就相度措置奏闻。洛口两岸滩地，令提举京西北路常平张绶相度措置闻奏。其依旧去处已前，并向去及废罢窠名，所收课利，并于内藏库送，别作帐桩管，以备朝廷支用。』绶言：『洛口两岸滩地，除系官者量减二分租钱外，余依旧输税。』从之。庚子，诏提举汴河堤岸司隶都水监，专一制造军器所隶军器监。
旧录云：先帝导洛入汴，缮戎器，于无事之日皆专置司，事得以举。至是归之有司。新录辨曰：『导洛水、造军器，此非人君必躬必亲之事，先帝所置司，不当归之有司邪?始则专置一司以核实，既就绪，当有统属，故各归所隶，是亦先帝之意也。』自『先帝导洛』至『归之有司』二十九字并删去。
戊午，资政殿学士、通议大夫司马光为门下待郎。光以札子辞免，乞对讫赴陈州，并请更张新法，曰：『臣曾上言：教阅保甲，公私劳费而无所用之。敛免役钱，宽富而困贫，以养浮浪之人，使农民失业，穷愁无告。将官专制军政，州县无权，无以备仓卒，万一饥馑，盗贼群起，国家可忧。此皆所害者大，所及者众，先宜变更。借令皇帝陛下独揽权纲，犹当早发号令，以解生民之急，救国家之危，收万国之欢心，复祖宗之令典。况太皇太后、陛下同断国事，舍非而取是，去害而就利，于体甚盛，何为而不可?』于是太皇太后遣中使梁惟简赐手诏，谕令供职，曰：『嗣君年德未高，吾当同处万务。所赖方正之士赞佐邦国，窃要与卿商量政事，卿又何辞?』再降诏：『开言路，须卿供职施行。』光乃受命。
六月丙子，资政殿学士韩维知陈州。维初赴临阙庭，太皇太后遣中使降手诏劳问。维奏：『臣近去都下日尝具奏陈，愿陛下深察盗贼所起之原，罢非业之令，宽训练之程，盖为保甲、保马发也。何则?农民以稼穑为生，使之出钱而市马，已非其愿；又守护灌饲，素昧其方，万一死损，复更偿买。昔时一马直钱三二十千者，今贵至百千矣，农民如此，未有已时，愁叹之声，闻于道路。近岁保甲以筑土为场，号为团教。一丁在官训练，更须一丁供馈饮食。家阙耕作，身受劳苦，不无怨怼。夫使失业怨怼之人操兵器，习击刺之事，岂非可虑?近者又闻京西保马颇为群盗掠取，换易乘骑，如其外厩；河北保甲渐亦作过，凌暴良民，州县几不能禁，此患在耳目之前，臣恐更易措置，不可缓也。且臣非谓国马遂不可养，但官置监牧可矣；非谓民兵遂可不教，但于农隙一时训练可矣。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人和可胜天地，可不务乎?臣伏望太皇太后、陛下更加圣虑，详酌施行。』癸未，诏户部：『提辖拘摧市易钱物，准岁除放息钱外，其合纳本钱，特与转限三年。』戊子，吕公著既上十事（见《复用旧臣》），太皇太后遣中使梁维简谕公著：『览卿所奏，深有开益，备见忠亮，良切嘉称。当此拯民疾苦，更张庶政，何者为先，更无灭裂，具悉以闻。』庚寅，公著复上奏曰：『臣伏思先帝初即位，召臣充翰林学士。当时亲见先帝至诚求治，尝令臣草诏书，以宽民力为意。自王安石秉政，变易旧法，群臣有论其非便者，指以为沮坏法度，必加废斥。自是青苗、免役之法行，而取民之财尽；保甲、保马之法行，而用民之力竭；市易、茶盐之法行，而夺民之利悉。若此之类甚众。今陛下既已深知其弊，至公独断，不为众论所惑，则更张之际，当须有术，不在仓卒。且如青苗之法，但罢逐年比较，则官司既不邀功，百姓自免抑勒之患。免役之法，当少取宽剩之数，度其差雇所宜，无令下户虚有输纳，上户取其力，则公私自然均济。保甲之法，止令就冬月农隙教习，仍只委本路监司提按，既不至妨农害民，则众庶稍得安业，无转为盗贱之患。如此三事，并须别定良法，以为长久之利。至于保马之法，先朝已知有司奉行之谬。市易之法，先帝尤觉其有害而无利。及福建、江南等路茶盐过多，彼方之民，殆不聊生，且非朝廷本意，恐当一切罢去。而南方盐法、二路保甲，犹宜先革者也。以上数事，皆略陈大概，其他详悉，非书所能尽。然臣所深虑者，陛下必欲更修庶政，使不惊骇物听，而宜利及民，莫若任人为急。故臣前日辄献愚诚，乞陛下广开言路，选两制、台谏官，诚得忠正之士布在要职，使求天下利害，议所以更修之术。朝廷上下，协心同力，斟酌而裁制之，则天下不难为矣。』
八月己巳，诏青苗不许抑配（详见《青苗法》）；差役（详见《差役》）。
十月己巳，太皇太后谕辅臣曰：『民间保马宜早罢，见行法有不便于民者改之。』丁丑，诏罢义仓，其已纳数，遇歉岁以充赈济。乙酉，诏罢方田（见本事）。
十二月辛未，罢后苑西作院。丙子，罢增置铸钱监十有四。己丑，司马光言：『臣观今日公私耗竭，远近疲弊，其原大概出于用兵。神宗继统，材雄器英，以幽、蓟、云、朔沦於契丹，灵、夏、河西专于拓跋，交趾、日南制于李氏，不得悉张置官吏。收籍赋役，比于汉、唐之境，犹有未全，深用为耻，遂慨然有征伐开拓之志，于是边鄙武夫窥伺小利，敢肆大言，只知邀功，不顾国患，争贾余勇，自谓卫、霍不死。白面书生，披文按图，玩习陈迹，不知合变，竟为奇策，自谓良、平更生。聚敛之臣，捃拾财利，剖析秋毫，以供军费。专务市恩，不恤残民，各陈遗利，自谓孔、桑复出，相与误惑先帝，自求荣位。于是置提举官，强配青苗，多收免役，以聚货泉。又驱畎亩之民为保甲，使舍耒耜，习弓刀。又置都作院，调筋皮角木，以多造器甲。又置保马，使卖耕牛、市驵骏，而农民始愁苦矣！部分诸军，无问边州、内地，各置将官以领之，自知州军、总管、钤辖、都监、监押，皆不得干预。舍祖宗教阅旧制，诵射法，效胡服，机械阵图，竞为新奇，朝晡上场，罕得休息，而士卒始怨嗟矣！置市易司，强市榷取，坐列贩买，增商税色件，下及菜果，而商贾始贫困矣！又立赊贷之法，诱不肖子孙破其家；及令民封状，增价以买坊场，致其子孙、邻保籍没赀产，不能备偿；又增茶盐之额，贱买贵卖，强以配民，食用不尽，迫以威刑，破产输钱。又措置河北籴便司，广积粮谷于临流州县，以备馈送。教兵既久，积财既多，然后用之。承平日久，人已忘战，将帅愚懦，行伍骄惰，加以运筹决胜者乃浮躁巧伪之士，不知彼己，妄动轻举，于是顿兵灵武，力疲食尽，自溃而归，执兵之士、荷粮之夫，暴骨塞外，且数十万，筑堡永乐，怠忽无备，纵寇延敌，阖城之人，剪为鱼肉：曾未足以威服四裔，而中国先自困矣!先帝深悔其然，厌截截谝言，思番番良士，乃下哀痛之诏，息兵富民，奄弃天下，此臣所为痛心疾首、泣血追伤者也。伏惟皇帝陛下肇承基绪，太皇太后同听庶政，首戒边吏毋得妄出侵掠，俾中外两安。今契丹继好，秉常纳贡，乾德拜章，征戎开拓之议皆已息矣，则此置提举官，散青苗、敛免役钱、点教保甲、置都作院、养马置将官、市易司实封状、买坊场茶盐额、措置河北籴便司，皆为虚设。陛下幸诏臣民各言疾苦，其已至者千有余章，未有不言此数事者，知其为天下公患，众人所共知，非臣一人之私言也。利害著明，皎如日月，各言疾苦，而群臣又习常安故，惮于更张，虽颇皆裁损，而监司安堵，将官具存，保甲犹教阅，保马犹养饲，边州屯戍不减，军器造作不休，茶盐新额尚在，差役旧法未复。是用兵虽息，而公私劳费，犹未息也。如此因循，不知改辙，数年之后，万一过水旱大饥，盗贼群起，共为国忧患，岂敢尽言哉?伏愿陛下断自圣心，凡王安石等所立新法，果能胜于旧者则存之，其余臣民以为不如旧之事，欲乞陛下宣谕执政，令因臣民上封事，熟议利害进呈，以圣鉴裁决而行之。』
元祐元年正月戊戌，侍御史刘挚言：『神宗皇帝以仁圣之虑，达因革之数，凡政令制度，急弦慢轸，大解而更张之，故天下蒙其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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