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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宗皇帝
常安民罢察院
绍圣二年三月丁酉，试中书舍人林希权礼部尚书。监察御史常安民言：『希在史局八月，岂有端坐不下笔之理?况《实录》成书，希同迁一官矣。比众人皆得罪，希既置而不问，又复峻迁偏秋，如此何以服人?希盖章惇之党，为惇谋客。惇之肆横强狠，皆希教之。若不去希，朝廷必不安静。天下陛下之天下，予夺黜陟，陛下之操柄，奈何是非混淆，黑白不分，尽以付权臣乎?』章屡上，不报。由是惇与其党日毁安民于上前，谓安民力主元祐，意欲为范祖禹等营解，然未有以显中也。
九月壬戌，诏：『监察御史常安民立心凶险，处性颇邪，荐致人言，奸状甚著。置之
要路，诚非所宜。可罢监察御史，送礼部与监当差遣。』
旧录云：安民奸人之党，张商英荐之于朝，得为言事官。数以奸言进对。初谈正论，浸怀异心。上睿知，屡察其奸，遂逐之。新录、《辨诬》曰：张商英荐安民于朝，检寻《哲宗实录》，并无证据。如「奸言异心」等语，皆是诬谤。今依《常氏家传》及奏议别行修定，删去上件五十九字。
又诏：『常安民已降指挥罢监察御史，来日可更不引上殿。』 御笔九月三十日下。编御集者又著云：安民已被黜，命下而称上殿，欲自诉，哲宗降旨罢之。
安民又上言：『今大臣为绍述之说者，其实皆假借此名以报复私怨，一时朋附之流从而和之，遂至已甚。张商英元祐时上吕公著诗求进，其言谀佞无耻，士大夫皆传笑之。及近为谏官，则上疏乞毁司马光、吕公著神道碑。周秩在元祐间为太常博士，亲定司马光谥号为文正。及近为言官，则上疏论司马光、吕公著，乞斫棺鞭尸。陛下察此辈之言，果出于公论乎?朝廷凡事不用元祐例，至王珪家荫孙五人，皆珪身后所生，乃引元珪例许奏荐。近日讲复官制，职事官不带职，寄禄官不带左右，至于权尚书、侍郎，独以林希、李琮之故不复改易。如此等事，谓之公心，可乎?故凡劝陛下绍述先帝者，皆欲死先帝以行奸谋，谓他事难以感惑陛下，若闻先帝，则易为感动，故欲快私雠、陷良善者，须假此以移陛下之意，不可不察。宣仁圣烈皇后其得人心，前日陛下驾幸秦、楚国夫人第，浇奠及辍朝，并命襄葬诸费从官给，人人无不欢呼。高遵惠为侍郎，士论皆以为当。闻吴居厚向得罪，出于宣仁之意，近闻复待制，舍人再缴而大臣尚欲再下。愿陛下主张此事，以顺人心。今权臣恣横，朋党满朝，言官未尝一言及之，惟知论元佑旧事，力攻已去臣僚。臣荷陛下奖拔，不敢负恩，摧枯拉朽之事，臣实耻为之。举朝廷臣诬陷非一，臣赋性愚直，恐终不能胜朋党之论，愿乞外任以避之。』上开慰而已。
林希权礼书二年三月二日；李琮权户侍元年九月二十一日；高遵惠权兵侍、户侍二年三月；吴居厚复待制二年九月二十五日。幸高、陈王私第六月二十九日；职事官不带职三月二十四日；诏寄禄官不带左右字，四月三日诏。
及祀明堂，刘美人侍上于斋宫，又至相国寺，用教坊作乐。安民面奏：『众所观瞻，亏损圣德。』语直忤旨，章惇从而谗之。曾布初与惇不合，见安民数论惇事，意谓附己，每于上前称之，谓：『近来言事官敢言不阿附，无如常安民者[1]。』及安民论布在密院与惇互用[2]，亲故始怨怒，欲逐安民，乃乘间袖安民旧与吕公著书以进，谓安民在元祐中上吕大防书，乞消灭先朝奸党，欲使援引其类，百世承续。安民因对。上问：『闻卿尝上宰相书，比朕为汉质帝?』安民曰：『臣在元祐初，尝劝吕公著博求贤才，至引陈蕃、窦武、李膺事以动之，岂有他意?古今议论皆然，何独臣也?臣以蠢直，触犯权臣之怒久矣，恶臣之深，求臣之瑕，既巧而悉，终不可得，遂指摘臣言，推其世以文致臣罪，臣虽辨之何益?』先是，安民与国子司业安惇、监察御史董敦逸同在国子监考试所拆号，对敦逸称：『二苏天下文章之士，负天下重望，公不当弹击。』至是，敦逸奏讦安民前语，上言乃轼、辙之党，平日议论，多主元祐，安民遂责。诏语皆惇批也。上初命与安民知军，惇乃进拟送吏部降监当。明年，敦逸论瑶华事，上怒，欲贬之，谓执政曰：『常安民例与知军，惇救之。』乃知上初不知安民降监当也。
刘美人事，安焘行状所载差详。载焘出时，新录云：诏：『监察御史常安民立心凶险，处性颇邪，荐政人言，奸状甚著。置之要路，诚非所宜。可罢监察御史，送吏部与降监当差遣。』先是，安民数论事，无所阿比。论章惇：『以大臣为绍述之说，实假其名，以报复私怨，一时朋附之流从而和之，遂至已甚，故凡劝陛下绍述者，皆欲讫先帝以行奸谋，谓他事难惑圣虑，若闻先帝，则易为感动，故欲快私雠、陷良善者，须假此以移陛下心意。』至引王凤乱汉、林甫乱唐以比惇擅作威福。论蔡京：『巧足以移夺人主之视听，力足以颠倒天下之是非，朝廷之臣，大半为京死党。他日援引群奸，布满中外，虽欲去之无及。』论张商英：『在元祐之时，上吕公著诗求进，其言谀佞无耻，士大夫传笑。近为谏官，则上疏乞毁司马光、吕公著神道碑。』周秩：『在元祐间为太常博士，亲定司马光谥曰「文正」，近为言臣，则上疏论光、公著，乞斫棺鞭尸。陛下察此辈之言，果出于公论乎?』又论林希、李琮不当违新制权尚书、侍郎；吴居厚宣仁所斥，不宜复制。惇等积怒，合力排陷，谴毁日闻。它日，上问曰：『闻卿尝上吕公著书，比朕为汉质帝、灵帝?』安民对曰：『臣在元祐间献书公著，劝其博求贤才，尝引陈蕃、窦武、李膺事，不谓恶臣深者指摘臣言，推其事以文致[3]，臣虽辨之何益?』于是监察御史董敦逸奏讦安民前尝称二苏文章负天下重望，不当弹击，乃轼、辙之党，平昔议论主元祐者。诏罢安民御史，与知军。而惇批诏语，乃拟送吏部与监当。《安民家传》所称论曾布与章惇互用亲故，当考。
钱勰罢内翰
绍圣二年十月甲子，尚书右丞郑雍为资政殿学士、知陈州。先是，御史中丞黄履、御史周秩以雍尝为二王宫僚，交章论劾。内出其章付三省，雍亦再疏，称疾乞解机务。诏不许。会上怒秩言事迎合，黜知广德军，雍复起视事。逾年，乃去位。章惇之贬斥元祐旧臣，皆以白帖子行遣。安焘、李清臣与惇争论不已，上亦疑惇。惇甚恐。雍私谓惇曰：『用白帖子有王安石故事。』惇大喜，取其案牍白上，惇遂安。议者谓雍欲以此结惇也。然雍竞罢黜。
邵伯温《辨诬》曰：初，元祐中，吕相引李清臣，欲其为助。至绍圣初，清臣首变元祐之政，吕相出，范相亦以观文殿大学士知颍昌府。章惇被召未至，相位尚虚，清臣益有觊覦之心，亟改元祐法度，除诸路常平使者。已而章惇至，拜左仆射，安焘除门下侍郎。安公刚正，每与章惇争辩。清臣既不得作相，亦与惇为敌。惇初贬谪元祐臣僚，尽以白帖子行事。安公、清臣与惇争论不已，哲宗疑惇，惇亦恐。时郑左丞雍以尝为二王宫僚，屡致人言，迹甚危，欲结惇为自安计，私谓惇曰：『熙宁初，王荆公作相，尝用白帖子行事。』惇大喜，取其案牍，怀以白上，惇遂安。然郑竞罢政，寻被谪。
己巳，直龙图阁、陕西转运使穆衍知泰州。安焘初欲用钱勰，曾布曰：『勰罪状不在顾临下。』章惇曰：『当在临上。』上曰：『何可作帅?』皆曰：『不如用衍。』从之。御史中丞黄履言：『窃睹钱勰批答不允郑雍所请诏草，有「群邪共攻」等语。臣未识斯言出于圣谕?为之出于钱勰之私意?若出自圣谕，自即请罪而去；若出勰之私意，臣亦不可不辨。伏缘雍之进在元祐中，当是时也，凡有进拟差除，皆出于执政大臣，则雍之进也，决知非陛下本意。及陛下收揽政柄，察知吕大防等罪，遂加贬斥，惟雍不止幸免，又得独预拟。臣诚恐天下有以窥圣政之万一，遂具弹奏。使雍当日能以一言自明，乞不干预，臣亦不论为廉隅及碍圣政，所以虽至奏陈。既蒙陛下委曲开谕，不复论及。今勰乃以群邪为词，未知勰之所趋何以为正?何以为邪?而公然形于诏答，无所忌惮。伏望陛下特赐辨明，使臣稍有邪心，甘趋鼎镬；如其不然，即乞追改答诏，及正勰欺诬之罪。』侍御史翟思言：『昨日尝疏钱勰批答郑雍诏书，有「群邪共攻」之语，又闻却作「群邪交攻」，意有未尽，倾至再陈。恭惟陛下以成王之孝，继志述事；以大舜之智，任贤去邪，朝廷清明，天下欣庆。今勰乃以臣等忝任风宪，指为群邪，则未知勰之处心积虑，仰视陛下何如主也?伏望圣慈详酌，尽理施行。』左正言刘拯言：『伏见去岁御史合班弹奏尚书右丞郑雍不当任以政府，臣于是时，盖尝继呈论理奏。今雍抗章请去，翰林学士钱勰代言批答，乃有「群邪共攻」之语。谓之「群邪」，则臣亦处一焉。且御史以击邪为任，而乃以邪人处之，岂是朝廷正名核实之意?顾臣义分，难以安职，伏望圣慈罢臣言责，授以冗散，庶使公言，中外取信。』又言：『伏睹士论籍藉，为翰林学士钱勰撰赐尚书左丞郑雍诏，有「弗容群枉，规欲动摇；朕察其厚诬，力加明辨」之语，盖指去年臣等尝殚奏雍反覆不忠也[4]。按：勰处代言之职，其遣辞命语虽出于勰，传之天下，载之后世，陛下言也。若臣等弹奏雍果出厚诬，则朝廷耳目之任，岂容群枉窃据?乞赐谴斥，以示天下。若臣等弹奏苟非诬罔，则勰之代言不实，意在朋比，妄假陛下之语以肩惑朝廷，亦乞施行。检会钱勰撰赐郑雍第二诏：「卿括静恪己，雅重镇浮，顷正台纲，遂跻政路，弗容群枉，规欲动摇，朕察其厚诬，力加明辩，君臣之际，固可无嫌，进退之间，所宜致慎。夫何异趋，乃尔乞身。勇于自谋，岂不有裕?志于论报，其或未安，无重为烦，所宜亟起。」』诏钱勰落职，守本官知池州，仍放辞谢。元祐初，章惇罢知枢密院事[5]、知汝州。勰草制词有云：『怏怏非少主之臣，悻悻无大臣之节。』及惇入相，勰知开封，殊惊。已而擢翰林学士，乃安。曾布数毁勰于上前，上未听之，于是蔡卞与黄履同在经筵，为履诵『弗容群枉，规欲动摇』等语。履问：『如何?』卞曰：『似近时答诏，不知谁为之?』亟令学士院检呈，乃知勰所作。履等遂相继论列。雍既罢政，勰亦坐贬绌，而卞即为右丞。勰得罪，初非惇意也。
常立以诬诋贬责
绍圣三年六月己卯，三省言：『检会常立元祐中供纳实录院文字，其间门人赵冲叙常秩事迹内有不逊词语。』诏常立罢诸王府侍讲，勾当明道宫。奉议郎赵冲别取旨。辛巳。中书舍人叶祖洽言：『常立罢诸王府侍讲，差遣勾当亳州明道宫。按：宫观之任，惟侍御史职司已年老之人，朝廷方授之。以立奸人，何得授此?窃恐朝廷以不逊辞语是秩门人赵冲所叙，遂欲薄责。望以立之恶明付有司，正其罪名，特加窜殛。』诏常立罢诸王府侍讲，追还所借转通直郎，依旧郓州观察支使，与监当差遣。奉议郎赵冲特降一官，与小处监当[6]。癸未，叶祖洽又言：『近诏常立仍旧郓州观察支使、与监当差遣，赵冲特降一官，与远小处监当。按：冲系秩门人，只是与立编写，就使知情，犹为从坐，今则追官与远小处监当。立是秩子，主名编录。供送之人，今责降乃轻于冲，公议未允。望以冲情罪参较轻重，特发神断，使刑罚允当。』诏常立添差监永州在城酒税，赵冲添差监道州茶盐酒税。初，蔡卞请以立为崇政殿说书，既赐对，又请除谏官。上犹未许，曾布乘间白上曰：『常立附丽章惇等，先帝自处士擢常秩为侍讲、谏官，其死，则又手诏褒美，赠官赙恤，无不至者。人言立元祐中曾上文字，云其父不悦先朝故事而去，外议殊不平之。惇以周穜为不负先朝，若立者，可谓有负矣，及喜之，则掩而不问。然臣未知子细，容更体访，实具奏呈。』上曰：『且与问取来。』是日，甲戌也。翼日，布以立事质于史院，乃具得之，有云：『自荆公去位，天下官吏阴变新法，民受茶毒。』又云：『上下循默，败端内萌，莫觉莫悟，公独见几，知其必败。』乃门人赵冲撰集秩行事言也。并墓铭缮写为两册，元祐中纳史院，史官莫不见之。翼日，具以立等此语闻达。上甚骇其不逊，曰：『何谓必败?』布曰：『臣所记不详，然此两册现在史馆，可令签贴进呈。』上赫然曰：『待令取。』布曰：『此事外人多知，吏官无不见之者。闻两舍人云：「若有差除，必缴驳。」然臣已知之，不敢不奏。』上曰：『岂可不言?』又翼日，布方对，上曰：『立文字已令取，果有此语。』布曰：『何敢妄?若立诚有此语，不唯不可置之言路，诸王皆先帝子，岂可置之左右?兼狂悖不逊，自当行法，不可但已。』及三省对，上遽语蔡卞日[7]：『常立诋神考，而卿荐之，何也?』又顾章惇曰：『卿不见其语乎?尊戴安石如此，则以神考为何如主也?』惇谢不知，因请其语。上怒曰：『语在常秩行状!其语云：「自安石罢相以来，民在涂炭。」又云：「自秩与安石去位，而识者知政事必败。」其谄厚安石而诋薄神考如此，卞何为荐之[8]？』惇、卞皆错愕谢罪。上即命中使就史院取秩行状，亲指『涂炭必败』四字以示惇、卞等，由是惇始悟为卞所卖。后一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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