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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道上
道之大原出於天，天固谆谆然命之乎？曰：天地之前，则吾不得而知也。天地生人，斯有道矣，而未形也。三人居室，而道形矣，犹未著也。人有什伍而至百千，一室所不能容，部别班分，而道著矣。仁义忠孝之名，刑政礼乐之制，皆其不得已而后起者也。
人生有道，人不自知；三人居室，则必朝暮启闭其门户，饔飧取给於樵汲，既非一身，则必有分任者矣。或各司其事，或番易其班，所谓不得不然之势也，而均平秩序之义出矣。又恐交委而互争焉，则必推年之长者持其平，亦不得不然之势也，而长幼尊尊之别形矣。至於什伍千百，部别班分，亦必各长其什伍，而积至於千百，则人众而赖於幹济，必推才之杰者理其繁，势纷而须於率俾，必推德之懋者司其化，是亦不得不然之势也；而作君作师，画野分州，井田封建学校之意著矣。故道者，非圣人智力之所能为，皆其事势自然，渐形渐著，不得已而出之，故曰天也。
《易》曰："一阴一阳之谓道。"是未有人而道已具也。继之者善，成之者性。是天著於人，而理附於气。故可形其形而名其名者，皆道之故，而非道也。道者，万事万物之所以然，而非万事万物之当然也。人可得而见者，则其当然而已矣。人之初生，至於什伍千百，以及作君作师，分州画野，盖必有所需而后从而给之，有所郁而后从而宣之，有所弊而后而救之。羲、农、轩、颛之制作，初意不过如是尔。法积美备，至唐、虞而尽善焉，殷因夏监，至成周而无憾焉。譬如滥觞积而渐为江河，培塿积而至於山岳，亦其理势之自然；而非尧、舜之圣，过乎羲、轩，文、武之神，胜於禹、汤也。后圣法前圣，非法前圣也，法其道之渐形而渐著者也。三皇无为而自化，五帝开物而成务，三王立制而垂法，后人见为治化不同有如是尔。当日圣人创制，则犹暑之必须为葛，寒之必须为裘，而非有所容心，以谓吾必如是而后可以异於圣人，吾必如是而后可以齐名前圣也。此皆一阴一阳往复循环所必至，而非可即是以为一阴一阳之道也。一阴一阳往复循环者，犹车轮也。圣人创制，一似暑葛寒裘，犹轨辙也。
道有自然，圣人有不得不然，其事同乎？曰：不同。道无所为而自然，圣人有所见而不得不然也。圣人有所见，故不得不然；众人无所见，则不知其然而然。孰为近道？曰：不知其然而然，即道也。非无所见也，不可见也。不得不然者，圣人所以合乎道，非可即以为道也。圣人求道，道无可见，即众人之不知其然而然，圣人所藉以见道者也。故不知其然而然，一阴一阳之迹也。学於圣人，斯为贤人。学於贤人，斯为君子。学於众人，斯为圣人。非众可学也，求道必於一阴一阳之迹也。自有天地，而至唐、虞、夏、商，迹既多而穷变通久之理亦大备。周公以天纵生知之圣，而适当积古留传，道法大备之时，是以经纶制作，集千古之大成，则亦时会使然，非周公之圣智能使之然也。盖自古圣人，皆学於众人之不知其然而然，而周公又遍阅於自古圣人之不得不然，而知其然也。周公固天纵生知之圣矣，此非周公智力所能也，时会使然也。譬如春夏秋冬，各主一时，而冬令告一岁之成，亦其时会使然，而非冬令胜於三时也。故创制显庸之圣，千古所同也。集大成者，周公所独也。时会适当时而然，周公亦不自知其然也。
孟子曰："孔子之谓集大成。"今言集大成者为周公，毋乃悖於孟子之指欤？曰：集之为言，萃众之所有而一之也。自有天地，而至唐、虞、夏、商，皆圣人而得天子之位，经纶治化，一出於道体之适然。周公成文、武之德，适当帝全王备，殷因夏监，至於无可复加之际，故得藉为制作典章，而以周道集古圣之成，斯乃所谓集大成也。孔子有德无位，即无从得制作之权，不得列於一成，安有大成可集乎？非孔子之圣，逊於周公也，时会使然也。孟子所谓集大成者者，乃对伯夷、伊尹、柳下惠而言之也。恐学者疑孔子之圣，与三子同，无所取譬，譬於作乐之大成也。故孔子大成之说，可以对三子，而不可以尽孔子也。以之尽孔子，反小孔子矣。何也？周公集羲、轩、尧、舜以来之大成，周公固学於历圣而集之，无历圣之道法，则固无以成其周公也。孔子非集伯夷、尹、惠之大成，孔子固未尝学於伯夷、尹、惠，且无伯夷、尹、惠之行事，岂将无以成其孔子乎？夫孟子之言，各有所当而已矣，岂可以文害意乎？
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今人皆嗤党人不知孔子矣；抑知孔子果成何名乎？以谓天纵生知之圣，不可言思拟议，而为一定之名也，於是援天与神，以为圣不可知而已矣。斯其所见，何以异於党人乎？天地之大，可一言尽。孔子虽大，不过天地，独不可以一言尽乎？或问何以一言尽之，则曰：学周公而已矣。周公之外，别无所学乎？曰：非有学而孔子有所不至；周公既集群圣之成，则周公之外，更无所谓学也。周公集群圣之大成，孔子学而尽周公之道，斯一言也，足以蔽孔子之全体矣。"祖述尧、舜"，周公之志也。"宪章文、武"，周公之业也。一则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再则曰："甚矣吾衰，不复梦见周公。"又曰："吾学《周礼》，今用之。"又曰："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哀公问政，则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或问"仲尼焉学？"子贡以谓"文、武之道，未坠於地"。"述而不作"，周公之旧典也。"好古敏求"，周公之遗籍也。党人生同时而不知，乃谓无所成名，亦非全无所见矣。后人观载籍，而不知夫子之所学，是不如党人所见矣。而犹嗤党人为不知，奚翅百步之笑五十步乎？故自古圣人，其圣虽同，而其所以为圣，不必尽同，时会使然也。惟孔子与周公，俱生法积道备无可复加之后，周公集其成以行其道，孔子尽其道以明其教，符节吻合，如出於一人，不复更有毫末异同之致也。然则欲尊孔子者，安在援天与神，而为恍惚难凭之说哉？
或曰：孔子既与周公同道矣，周公集大成，而孔子独非大成欤？曰：孔子之大成，亦非孟子所谓也。盖与周公同其集羲、农、轩、顼、唐、虞、三代之成，而非集夷、尹、柳下之成也。盖君师分而治教不能合於一，气数之出於天者也。周公集治统之成，而孔子明立教之极，皆事理之不得不然，而非圣人异於前人，此道法之出於天者也。故隋唐以前，学校并祀周、孔，以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盖言制作之为圣，而立教之为师。故孟子曰："周公、仲尼之道一也。"然则周公、孔子，以时会而立统宗之极，圣人固藉时会欤？宰我以谓夫子"贤於尧、舜"，子贡以谓"生民未有如天子"，有若以夫子较古圣人，则谓"出类拔萃"，三子皆舍周公，独尊孔氏。朱子以谓事功有异，是也。然而治见实事，教则垂空言矣。后人因三子之言，而盛推孔子，过於尧、舜，因之崇性命而薄事功，於是千圣之经纶，不足当儒生之坐论矣。<span class="q">(伊川论禹、稷、颜子，谓禹、稷较颜子为粗。朱子又以二程与颜、孟切比长短。盖门户之见，贤者不免，古今之通患。)</span>夫尊夫子者，莫若切近人情。不知其实，而但务推崇，则玄之又玄，圣人一神天之通号耳，世教何补焉？故周、孔不可优劣也，尘垢秕糠，陶铸尧、舜，庄生且谓寓言，曾儒者而袭其说欤？故欲知道者，必先知周、孔之所以为周、孔。
○原道中
韩退之曰："由周公而上，上而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为臣，故其说长。"夫说长者，道之所由明，而说长者，亦即道之所由晦也。夫子明教於万世，夫子未尝自为说也。表章六籍，存周公之旧典，故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子所雅言，《诗》、《书》执《礼》"，所谓明先王之道以导之也。非夫子推尊先王，意存谦牧而不自作也，夫子本无可作也。有德无位，即无制作之权。空言不可以教人，所谓无徵不信也。教之为事，羲、轩以来，盖已有之。观《易·大传》之所称述，则知圣人即身示法，因事立教，而未尝於敷政出治之外，别有所谓教法也。虞廷之教，则有专官矣；司徒之所敬敷，典乐之所咨命；以至学校之设，通於四代；司成师保之职，详於周官。然既列於有司，则肄业存於掌故，其所习者，修齐治平之道，而所师者，守官典法之人。治教无二，官师合一，岂有空言以存其私说哉？儒家者流，尊奉孔子，若将私为儒者之宗师，则亦不知孔子矣。孔子立人道之极，岂有意於立儒道之极耶？儒也者，贤士不遇明良之盛，不得位而大行，於是守先王之道，以待后之学者，出於势之无可如何尔。人道所当为者，广矣，大矣。岂当身皆无所遇，而必出於守先待后，不复涉於人世哉？学《易》原於羲画，不必同其卉服野处也。观《书》始於虞典，不必同其呼天号泣也。以为所处之境，各有不同也。然则学夫子者，岂曰屏弃事功，预期道不行而垂其教邪？
《易》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不离器，犹影不离形。后世服夫子之教者自六经，以谓六经载道之书也，而不知六经皆器也。《易》之为书，所以开物成务，掌於《春官》太卜，则固有官守而列於掌故矣。《书》在外史，《诗》领大师，《礼》自宗伯，乐有司成，《春秋》各有国史。三代以前，《诗》、《书》六艺，未尝不以教人，不如后世尊奉六经，别为儒学一门，而专称为载道之书者。盖以学者所习，不出官司典守，国家政教；而其为用，亦不出於人伦日用之常，是以但见其为不得不然之事耳，未尝别见所载之道也。夫子述六经以训后世，亦谓先圣先王之道不可见，六经即其器之可见者也。后人不见先王，当据可守之器而思不可见之道。故表章先王政教，与夫官司典守以示人，而不自著为说，以致离器言道也。夫子自述《春秋》之所以作，则云："我欲讬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则政教典章，人伦日用之外，更无别出著述之道，亦已明矣。秦人禁偶语《诗》、《书》，而云"欲学法令，以吏为师"。夫秦之悖於古者，禁《诗》、《书》耳。至云学法令者，以吏为师，则亦道器合一，而官师治教，未尝分歧为二之至理也。其后治学既分，不能合一，天也。官司守一时之掌故，经师传授受之章句，亦事之出於不得不然者也。然而历代相传，不废儒业，为其所守先王之道也。而儒家者流，守其六籍，以谓是特载道之书耳。夫天下岂有离器言道，离形存影者哉？彼舍天下事物、人伦日用，而守六籍以言道，则固不可与言夫道矣。
《易》曰："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矣。然而不知道而道存，见谓道而道亡。大道之隐也，不隐於庸愚，而隐於贤智之伦者纷纷有见也。盖官师治教合，而天下聪明范於一，故即器存道，而人心无越思。官师治教分，而聪明才智，不入於范围，则一阴一阳，入於受性之偏，而各以所见为固然，亦势也。夫礼司乐职，各守专官，虽有离娄之明，师旷之聪，不能不赴范而就律也。今云官守失传，而吾以道德明其教，则人人皆自以为道德矣。故夫子述而不作，而表章六艺，以存周公旧典也，不敢舍器而言道也。而诸子纷纷，则已言道矣。庄生譬之为耳目口鼻，司马谈别之为六家，刘向区之为九流。皆自以为至极，而思以其道易天下者也。由君子观之，皆仁智之见而谓之，而非道之果若是易也。夫道因器而显，不因人而名也。自人有谓道者，而道始因人而异其名矣。仁见谓仁，智见谓智，是也。人自率道而行，道非人之所能据而有也。自人各谓其道，而各行其所谓，而道始得为人所有矣。墨者之道，许子之道，其类皆是也。夫道自形於三人居室，而大备於周公、孔子，历圣未尝别以道名者，盖犹一门之内，不自标其姓氏也。至百家杂出而言道，而儒者不得不自尊其所出矣。一则曰尧、舜之道，再则曰周公、仲尼之道，故韩退之谓"道与德为虚位"也。夫"道与德为虚位"者，道与德之衰也。
○原道下
人之萃处也，因宾而立主之名。言之庞出也，因非而立是之名。自诸子之纷纷言道，而为道病焉，儒家者流，乃尊尧、舜、周、孔之道，以为吾道矣。道本无吾，而人自吾之，以谓庶几别於非道之道也。而不知各吾其吾，犹三军之众，可称我军，对敌国而我之也；非临敌国，三军又各有其我也。夫六艺者，圣人即器而存道；而三家之《易》，四氏之《诗》，攻且习者，不胜其入主而出奴也。不知古人於六艺，被服如衣食，人人习之为固然，未尝专门以名家者也。后儒但即一经之隅曲，而终身殚竭其精力，犹恐不得一当焉，是岂古今人不相及哉？其势有然也。古者道寓於器，官师合一，学士所肄，非国家之典章，即有司之故事，耳目习而无事深求，故其得之易也。后儒即器求道，有师无官，事出传闻，而非目见，文须训故而非质言，是以得之难也。夫六艺并重，非可止守一经也；经旨闳深，非可限於隅曲也；而诸儒专攻一经之隅曲，必倍古人兼通六艺之功能，则去圣久远，於事固无足怪也。但既竭其心思耳目之智力，则必於中独见天地之高深，因谓天地之大，人莫我尚也，亦人之情也。而不知特为一经之隅曲，未足窥古人之全体也。训诂章句，疏解义理，考求名物，皆不足以言道也。取三者而兼用之，则以萃聚之力，补遥溯之功，或可庶几耳。而经师先已不能无牴牾，传其学者，又复各分其门户，不啻儒墨之辨焉；则因宾定主，而又有主中之宾，因非立是，而又有是中之非，门径愈歧，而大道愈隐矣。
"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夫文字之用，为治为察，古人未尝取以为著述也。以文字为著述，起於官师之分职，治教之分途也。夫子曰："予欲无言。"欲无言者，不能不有所言也。孟子曰："予岂好辨哉？予不得已也。"后世载笔之士，作为文章，将以信今而传后，其亦尚念欲无言之旨，与夫不得已之情，庶几哉言出於我，而所以为言，初非由我也。夫道备於六经，义蕴之匿於前者，章句训诂足以发明之。事变之出於后者，六经不能言，固贵约六经之旨，而随时撰述以究大道也。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立言与立功相准。盖必有所需而后从而给之，有所郁而后从而宣之，有所弊而后从而救之，而非徒夸声音采色，以为一己之名也。《易》曰："神以知来，智以藏往。"知来，阳也。藏往，阴也。一阴一阳，道也。文章之用，或以述事，或以明理。事逆已往，阴也。理阐方来，阳也。其至焉者，则述事而理以昭焉，言理而事以范焉，则主适不偏，而文乃衷於道矣。迁、固之史，董、韩之文，庶几哉有所不得已於言者乎？不知其故，而但溺文辞，其人不足道已。即为高论者，以谓文贵明道，何取声情色采以为愉悦，亦非知道之言也。夫无为之治而奏薰风，灵台之功而乐钟鼓，以及弹琴遇文，风雩言志，则帝王致治，贤圣功修，未尝无悦目娱心之适；而谓文章之用，必无咏叹抑扬之致哉？
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盖夫子所言，无非性与天道，而未尝表而著之曰，此性此天道也。故不曰性与天道，不可得闻；而曰言性与天道，不可得闻也。所言无非性与天道，而不明著此性与天道者，恐人舍器而求道也。夏礼能言，殷礼能言，皆曰"无徵不信"。则夫子所言，必取徵於事物，而非徒讬空言，以为明道也。曾子真积力久，则曰："一以贯之。"子贡多学而识，则曰："一以贯之。"非真积力久，与多学而识，则固无所据为一之贯也。训诂名物，将以求古圣之迹也，而侈记诵者，如货殖之市矣。撰述文辞，欲以阐古圣之心也，而溺光采者，如玩好之弄矣。异端曲学，道其所道，而德其所德，固不足为斯道之得失也。记诵之学，文辞之才，不能不以斯道为宗主，而市且弄者之纷纷忘所自也。宋儒起而争之，以谓是皆溺於器而不知道也。夫溺於器而不知道者，亦即器而示之以道，斯可矣。而其弊也，则欲使人舍器而言道。夫子教人博学於文，而宋儒则曰："玩物而丧志。"曾子教人辞远鄙倍，而宋儒则曰："工文则害道。"夫宋儒之言，岂非末流良药石哉？然药石所以攻脏腑之疾耳。宋儒之意，似见疾在脏腑，遂欲并脏腑而去之。将求性天，乃薄记诵而厌辞章，何以异乎？然其析理之精，践履之笃，汉唐之儒，未之闻也。孟子曰："义理之悦我心，独刍豢之悦我口。"义理不可空言也，博学以实之，文章以达之，三者合於一，庶几哉周、孔之道虽远，不啻累译而通矣。顾经师互诋，文人相轻，而性理诸儒，又有朱、陆之同异，从朱从陆者之交攻，而言学问与文章者，又逐风气而不悟，庄生所谓"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悲夫！
邵氏晋涵曰："是篇初出，传稿京师，同人素爱章氏文者皆不满意，谓蹈宋人语录习气，不免陈腐取憎，与其平日为文不类，至有移书相规诫者。余谛审之，谓朱少白<span class="q">(名锡庚。)</span>曰：此乃明其《通义》所著一切，创言别论，皆出自然，无矫强耳。语虽浑成，意多精湛，未可议也。"
族子廷枫曰："叔父《通义》，平日脍炙人口，岂尽得其心哉？不过清言高论，类多新奇可喜，或资为掌中之谈助耳。不知叔父尝自恨其名隽过多，失古意也。是篇题目，虽似迂阔，而意义实多创辟。如云道始三人居室，而君师政教，皆出乎天；贤智学於圣人；圣人学於百姓；集大成者，为周公而非孔子，学者不可妄分周孔；学孔子者，不当先以垂教万世为心；孔子之大，学周礼一言，可以蔽其全体；皆乍闻至奇，深思至确，《通义》以前，从未经人道过，岂得谓陈腐耶？诸君当日诋为陈腐，恐是读得题目太熟，未尝详察其文字耳。"
○原学上
《易》曰："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学也者，效法之谓也。道也者，成象之谓也。夫子曰："下学而上达。"盖言学於形下之器，而自达於形上之道也。士希贤，贤希圣，圣希天。希贤希圣，则有其理矣。"上天之载，无声无臭"，圣如何而希天哉？盖天之生人，莫不赋之以仁义礼智之性，天德也；莫不纳之於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伦，天位也。以天德而修天位，虽事物未交隐微之地，已有适当其可，而无过与不及之准焉，所谓成象也。平日体其象，事至物交，一如其准以赴之，所谓效法也。此圣人之希天也，此圣人之下学上达也。伊尹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觉后后，使先觉觉后觉也。"人生禀气不齐，固有不能自知适当其可之准者，则先知先觉之人，从而指示之，所谓教也。教也者，教人自知适当其可之准，非教之舍己而从我也。故士希贤，贤希胜，希其效法於成象，而非舍己之固有而希之也。然则何以使知适当其可之准欤？何以使知成象而效法之欤？则必观於生民以来，备天德之纯，而造天位之极者，求其前言往行，所以处夫穷变通久者而多识之，而后有以自得所谓成象者，而善其效法也。故效法者，必见於行事。《诗》、《书》诵读，所以求效法之资，而非可即为效法也。然古人不以行事为学，而以《诗》、《书》诵读为学者，何邪？盖谓不格物而致知，则不可以诚意，行则如其知而出之也。故以诵读为学者，推教者之所及而言之，非谓此外无学也。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夫子斥以为佞者，盖以子羔为宰，不若是说，非谓学必专於诵读也。专於诵读而言学，世儒之陋也。
○原学中
古人之学，不遗事物，盖亦治教未分，官师合一，而后为之较易也。司徒敷五教，典乐教胄子，以及三代之学校，皆见於制度。彼时从事於学者，入而申其占毕，出而即见政教典章之行事，是以学皆信而有徵，而非空言相为授受也。然而其知易入，其行难副，则从古已然矣。尧之斥共工也，则曰："静言庸违。"夫静而能言，则非不学者也。试之於事而有违，则与效法於成象者异矣。传说之启高宗也，则曰："非知之艰，行之惟艰。"高宗旧学於甘盘，久劳於外，岂不学者哉？未试於事，则恐行之而未孚也。又曰："人求多闻，时惟建事，学於古训乃有获。"说虽出於古文，其言要必有所受也。夫求多闻而实之以建事，则所谓学古训者，非徒诵说，亦可见矣。夫治教一而官师未分，求知易而实行已难矣；何况官师分，而学者所肄，皆为前人陈迹哉？夫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又曰："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夫思亦学者之事也，而别思於学，若谓思不可以言学者，盖谓必习於事，而后可以言学，此则夫子诲人知行合一之道也。诸子百家之言，起於徒思而不学也。是以其旨皆有所承禀，而不能无敝耳。刘歆所谓某家者流，其源出於古者某官之掌，其流而为某家之学，其失而为某事之弊。夫某官之掌，即先王之典章法度也。流为某家之学，则官守失传，而各以思之所至，自为流别也。失为某事之弊，则极思而未习於事，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不能知其行之有病也。是以三代之隆，学出於一，所谓学者，皆言人之功也。统言之，十年曰幼学，是也。析言之，则十三学乐，二十学礼，是也。国家因人功力之名，而名其制度，则曰乡学国学，学则三代共之，是也。未有以学属乎人，而区为品诣之名者。官师分而诸子百家之言起，於是学始因人品诣以名矣，所谓某甲家之学，某乙家之学，是也。学因人而异名，学斯舛矣。是非行之过而至於此也，出於思之过也。故夫子言学思偏废之弊，即继之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夫异端之起，皆思之过，而不习於事者也。
○原学下
诸子百家之患，起於思而不学；世儒之患，起於学而不思；盖官师分而学不同於古人也。后王以谓儒术不可废，故立博士，置弟子，而设科取士，以为诵法先王者劝焉。盖其始也，以利禄劝儒术，而其究也，以儒术徇利禄，斯固不足言也。而儒宗硕师，由此辈出，则亦不可谓非朝廷风教之所植也。夫人之情，不能无所歆而动，既已为之，则思力致其实，而求副乎名。中人以上，可以勉而企焉者也。学校科举，奔走千百才俊，岂无什一出於中人以上者哉？去古久远，不能学古人之所学，则既以诵习儒业，即为学之究竟矣。而攻取之难，势亦倍於古人，故於专门攻习儒业者，苟果有以自见，而非一切庸俗所可几，吾无责焉耳。学博者长於考索，岂非道中之实积，而骛於博者，终身敝精劳神以徇之，不思博之何所取也？才雄者健於属文，岂非道体之发挥？而擅於文者，终身苦心焦思以构之，不思文之何所用也？言义理者似能思矣，而不知义理虚悬而无薄，则义理亦无当於道矣。此皆知其然，而不知所以然也。程子曰："凡事思所以然，天下第一学问。"人亦盍求所以然者思之乎？天下不能无风气，风气不能无循环，一阴一阳之道，见於气数者然也。所贵君子之学术，为能持世而救偏，一阴一阳之道，宜於调剂者然也。风气之开也，必有所以取；学问文辞与义理，所以不无偏重畸轻之故也。风气之成也，必有所以敝；人情趋时而好名，徇末而不知本也。是故开者虽不免於偏，必取其精者，为新气之迎；敝者纵名为正，必袭其伪者，为末流之讬；此亦自然之势也。而世之言学者，不知持风气，而惟知徇风气，且谓非是不足邀誉焉，则亦弗思而已矣。
○博约上
沈枫墀以书问学，自愧通人广坐，不能与之问答。余报之以学在自立，人所能者，我不必以不能愧也。因取譬於货殖，居布帛者，不必与知粟菽，藏药饵者，不必与闻金珠；患己不能自成家耳。譬市布而或阙於衣材，售药而或欠於方剂，则不可也。或曰：此即苏子瞻之教人读《汉书》法也，今学者多知之矣。余曰：言相似而不同，失之毫釐，则谬以千里矣。或问苏君曰："公之博赡，亦可学乎？"苏君曰："可，吾尝读《汉书》矣，凡数过而尽之。如兵、农、礼、乐，每过皆作一意求之，久之而后贯彻。"因取譬於市货，意谓货出无穷，而操贾有尽，不可不知所择云尔。学者多诵苏氏之言，以为良法，不知此特寻常摘句，如近人之纂类策括者尔。问者但求博赡，固无深意。苏氏答之，亦不过经生决科之业，今人稍留意於应举业者，多能为之，未可进言於学问也。而学者以为良法，则知学者鲜矣。夫学必有所专，苏氏之意，将以班书为学欤？则终身不能竟其业也，岂数过可得而尽乎？将以所求之礼、乐、兵、农为学欤？则每类各有高深，又岂一过所能尽一类哉？就苏氏之所喻，比於操贾求货，则每过作一意求，是欲初出市金珠，再出市布帛，至於米粟药饵，以次类求矣。如欲求而尽其类欤？虽陶朱、猗顿之富，莫能给其贾也。如约略其贾，而每种姑少收之，则是一无所成其居积也。苏氏之言，进退皆无所据，而今学者方奔走苏氏之不暇，则以苏氏之言，以求学问则不足，以务举业则有馀也。举业比户皆知诵习，未有能如苏氏之所为者，偶一见之，则固矫矫流俗之中，人亦相与望而畏之；而其人因以自命，以谓是学问，非举业也，而不知其非也。苏氏之学，出於纵横。其所长者，揣摩世务，切实近於有用，而所凭以发挥者，乃策论也。策对必有条目，论锋必援故实，苟非专门夙学，必须按册而稽，诚得如苏氏之所以读《汉书》者尝致力焉，则亦可以应猝备求，无难事矣。韩昌黎曰："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钩玄提要，千古以为美谈；而韩氏所自为玄要之言，不但今不可见，抑且当日绝无流传，亦必寻章摘句，取备临文摭拾者耳。而人乃欲仿钩玄提要之意而为撰述，是亦以苏氏类求，误为学问，可例观也。或曰：如子所言，韩、苏不足法欤？曰：韩、苏用其功力，以为文辞助尔，非以此谓学也。
○博约中
或曰：举业所以觇人之学问也。举业而与学问科殊，末流之失耳。苟有所备以俟举，即《记》之所谓博学强识以待问也，宁得不谓之学问欤？余曰：博学强识，儒之所有事也。以谓自立之基，不在是矣。学贵博而能约，未有不博而能约者也。以言陋儒荒俚，学一先生之言以自封域，不得谓专家也。然亦未有不约而能博者也。以言俗儒记诵漫漶，至於无极，妄求遍物，而不知尧、舜之知所不能也。博学强识，自可以待问耳，不知约守，而只为待问设焉，则无问者，儒将无学乎？且问者固将闻吾名而求吾实也；名有由立，非专门成学不可也，故未有不专而可成学者也。或曰：苏氏之类求，韩氏之钩玄提要，皆待问之学也，子谓不足以成家矣。王伯厚氏搜罗摘抉，穷幽极微；其於经、传、子、史，名物制数，贯串旁骛，实能讨先儒所未备。其所纂辑诸书，至今学者资衣被焉，岂可以待问之学而忽之哉？答曰：王伯厚氏，盖因名而求实者也。昔人谓韩昌黎因文而见道，既见道，则超乎文矣。王氏因待问而求学，既知学，则超乎待问矣。然王氏诸书，谓之纂辑可也，谓之著述，则不可也，谓之学者求知之功力可也，谓之成家之学术，则未可也。今之博雅君子，疲精劳神於经传子史，而终身无得於学者，正坐宗仰王氏，而误执求知之功力，以为学即在是尔。学与功力，实相似而不同。学不可以骤几，人当致攻乎功力则可耳。指功力以谓学，是犹指秫黍以谓酒也。
夫学有天性焉，读书服古之中，有入识最初，而终身不可变易者是也。学又有至情焉，读书服古之中，有欣慨会心，而忽焉不知歌泣何从者是也。功力有馀，而性情不足，未可谓学问也。性情自有，而不以功力深之，所谓有美质而未学者也。夫子曰："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不知孰为功力，孰为性情。斯固学之究竟，夫子何以致是？则曰："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今之俗儒，且憾不见夫子未修之《春秋》，又憾戴公得《商颂》，而不存七篇之阙目，以谓高情胜致，至相赞叹。充其僻见，且似夫子删修，不如王伯厚之善搜遗逸焉。盖逐於时趋，而误以擘绩补苴谓足尽天地之能事也。幸而生后世也，如生秦火未毁以前，典籍具存，无事补辑，彼将无所用其学矣。
○博约下
或曰：子言学术，功力必兼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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