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安装我们的客户端
更新超快的免费小说APP
添加到主屏幕
请点击
，然后点击“添加到主屏幕”
咱们分路来说，首先是西路军的刘綎，所部两万余人逼近小西行长的营垒，首次进攻就斩敌九十二人。陈璘率领水军也来协攻，击沉行长部下舰船百余艘，打了个大胜仗。然而随即行长暗派千余精锐从侧翼攻击明军，刘綎吃了大亏，朝后败退，连陈璘受他的连累，也被迫弃舟登岸而走。
丰臣氏具备很浓厚的文官色彩，其实把专管打仗的侍大将和专管内政的奉行严格区分开来的做法，始自织田信长，善于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秀吉则将这一传统发扬光大。加上丰臣氏名义上是直接从属于天皇朝廷的公家政权（首脑是贵族的关白而非武家的将军），因此文官在这一体系中的作用就越发突出。不过天下仅止粗定而已，仍有很多外样大名雄踞一方，虎视眈眈，秀吉很清楚这一点，因此对于家中两派的争斗，他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没有彻底地削弱武断派的力量。
【●枭雄的往生】
当年十一月，各路明军再度南下，果然发现日军正在陆续上船撤回国内。邢玠急命陈璘等将配合李舜臣的朝鲜水军遏阻日军撤退之路，陆军麻贵等部从后追击。日军的原计划是全都后撤至巨济岛，然后陆续登船回国，然而被中朝水师所阻，退得艰难无比——就在这种情况下，爆发了最后的露梁海战。
安土·桃山时代在日本艺术发展史上是一个黄金时代，除了茶道的大成以外，建筑、绘画、戏剧等艺术形式也都存在着划时代的进步。其中绘画方面最值得一提的乃是幛子画。
这场好戏，老奸巨猾的德川家康全都看在眼里，乐在心头。
《直江状》与其说是一份申辩状，不如说是一篇挑战书，文中不但逐条批驳了德川家康的指责，而且皮里阳秋，语多讥讽，似乎故意想要激怒家康一般。诸如以下言辞充斥其中——“要景胜签下别无异心的誓文恐怕无益，因自去年以来，（汝之）数份誓文都付空言。”“景胜素以仁义著称，非（汝等）朝暮变化之人也。”“对谗言不加辨明，对流言不加调查，不似素以英明正直为标榜的内府（家康官至内大臣）所为。”——不过，据近代学者的考证，现存《直江状》很可能不是原文，而是后人伪造的。
从蔚山之战以后，日明双方都暂时丧失了发动大举进攻的能力，因此一直对峙了大半年。直到当年九月，邢玠认为部队休整得差不多了，于是指挥水陆大军全面挺进。他的计划是各部齐头并进，使得日军不能互相支援，认为这样就可以避免蔚山之败的悲剧重演。然而明军总数此时仍比不上日军，再分兵而进，还有机会对敌军任何一部造成重大打击甚至是歼灭吗？
当时杨镐、李如梅率左路军，麻贵、李芳春率右路军，高策明率中路军，三路合围蔚山，总兵力三万余。当时蔚山守敌兵力不过五千上下，大概杨镐认为以三万对五千，就可以稳操胜券了吧。
上杉景胜是在丰臣秀吉去世前不久从越后移封出去，代替蒲生氏坐领会津的，原封石高五十五万石，新领石高一百二十万石，实力极为雄厚。因为新受领地，诸事未备，所以景胜在庆长四年（1599年）归国以后，就大规模招募工匠，开始修筑城池，整备道路。这本是很平常的事情，然而德川家康却斥其有谋反之图，要景胜前来大坂城分说明白。
就这样，文治、武断两派的斗争，逐渐演化为三成和家康两人间的斗争。家康惯于后发制人，他首先挑起事端，要敌人自己送上门来。
当时全日本最大的诸侯就是德川家康，家康及原出骏、远、三、甲、信的他的家臣们的封地，加起来竟有二百五十万石之多，而丰臣氏的藏入地（直辖地）才不过二百三十万而已。当然，秀吉并不专以土地为念，他依仗的是坚城大坂、大坂城中所藏无数珍宝和黄金，以及京都、伏见、堺等重要都市。这种策略本没有错，但是有些超前，全日本还没有真正稳定下来，土地，以及由土地而生的粮食，由粮食而生的士兵，仍是第一重要的资源。
家康恐怕并不想真的对会津用兵，他或许以为象对待前田家一样，用外交手段威压一下，上杉氏也会乖乖就犯的，然而如意算盘打错了，景胜早就做好了应战的准备。据说景胜与石田三成等人早有密约，要东西夹击，遏阻德川家康坐大之势。家康得到《直江状》勃然大怒，或者不如说他必须做出大怒之态，否则就有损自己的威信。于是庆长五年（1600年）五月，家康以首席大老的名义要求各方大名出阵会津，讨伐悖逆谋反的上杉氏。
1574年，织田信长委托永德创作一幅描绘京都风貌的屏风画，用以相赠上杉谦信。永德大胆地采用金色作为背景，施以浓墨重彩，着力刻画了节日期间各行各业的喜庆场面，这就是著名的《洛中洛外图屏风》。
风波暂时平息下去了。到了当年的闰三月，前田利家终于与世长辞，享年六十二岁。利家出身尾张，和丰臣秀吉交情甚笃，因此在福岛正成、加藤清正等秀吉小姓出身的大名，以及细川忠兴、浅野幸长（浅野长政之子）、黑田长政等秀吉部下的第二代大名看来，那是如同叔父一般的存在。利家在世的时候，以其威信和与浓尾系诸侯的亲密关系压制着武断派，不让他们闹事，而当利家一死，这些武夫们立刻就跳了出来，加藤清正、福岛正则、黑田长政、藤堂高虎、加藤嘉明、浅野幸长和细川忠兴等七将冲入伏见城，扬言要杀掉擅权误国的石田三成——据说当时三成正在伏见前田邸中参加利家的葬礼。
岛津义弘的新砦三面临江，一面通往陆地，就算这一面也挖了深深的战壕，并且灌入海水，可谓是金池汤城一般。此外，砦子周围的水面上塞满了战船，并且左右各筑一砦，名为金海、固城，以为犄角之势。
拉回来说，丰臣秀吉死于庆长三年（1598年）八月十八日凌晨，地点是在伏见城本丸的内室中。于是五大老开会商议后事，派遣德永寿昌、宫木丰盛等人渡海前往朝鲜的泗川，宣读秀吉遗命，要求各路日军即刻撤退回国。到了十一月二十五日，小西行长、岛津义弘、立花宗茂等人最后离开釜山，回归日本，标志着持续了整整七年的侵朝战争的全面败北。
【●蔚山之败】
三成似乎也看清了这一点，他聪明地逃到了伏见城家康的宅邸中。家康当然不能杀死三成，更不能把三成交给闻风而来的福岛、加藤等人，他亲自出面，讲了一段“穷鸟入怀”的大道理，把那些武夫们给劝了回去。
战斗是在十一月十二日午夜时分打响的，正在恶战的重要关头，突然友舰误发火器，点燃了邓子龙所跃入的日舰，眼看船中火起，李舜臣急忙乘船来救，却不幸被日军的流弹打中，慷慨殉国——顺便提一句，李舜臣真是死得其所，他如果活到战后，那个专会自毁长城、鸟尽弓藏的朝鲜李氏王朝，还不知道会怎样对待他呢！
而秀吉的正室北政所则出家隐居去了，并且后来还把她在大坂西之丸的宅邸让给了德川家康——后世因此又有北政所和家康曾有盟好的谣言产生，不过考虑两人的年龄，那比说淀姬和三成有一腿更不靠谱。
李舜臣重整朝鲜水军的基地，是在半岛最西南端的右水营，由此地再往西南，通过一道狭窄而水流湍急的海峡，就是珍岛，这道海峡就称为“鸣梁”。日军在得知这一情报后，就于九月初派出以藤堂高虎为主将的三百三十余艘战船，并两万陆军，准备趁鸣梁涨潮的时候快速突入，全歼朝鲜水军。
【●露梁海战】
且说秀吉遗命，传位给年幼的儿子秀赖，于是秀赖及其母淀姬就成为丰臣政权新一代的核心人物。淀姬本是浅井长政和织田氏市姬之女，出身近江，因此与近江系的石田三成等人关系密切。秀吉老年得子本就是很不寻常的事情，因此后世有谣传说，其实秀赖是淀姬和三成私通所生——虽是无中生有，料非空穴来风。
日本陆军进展顺利，左路军先后攻克泗川、南海、光州，一直杀到南原城下。此时防守南原的只有明军和朝鲜官军各三千人，主将为明朝副总兵杨元，坚守数日后，杨元见损失惨重，遂弃城而走。南原西北方就是重镇全州，守备全州的明将陈愚忠见南原失陷，也立刻向北撤退。此后不久，日军又攻陷了忠清道的金州、公州等城。
十二月二十三日，战斗正式打响。明游击摆寨首先率三千精骑前往诱敌，随即斩杀四百余人，突进攻克了蔚山。加藤清正被迫后退到地势更为险要的岛山，连夜筑就三砦，抵抗明军的进攻。此时日军后无退路，抵抗得极为顽强，相反，杨镐则分明显得决心不足，深怕损失过大，于是打打停停，迁延日久。仗打到次年（1598年）一月四日，小西行长、黑田长政、岛津义弘等将率援兵赶到，前部一万三千人绕至明军侧后方，杨镐大惊失色，首先驳马落荒而逃，麻贵看到主将撤离，也立刻退兵，牵动全军，败得难看无比。
战争在十二月份正式结束，日军败兵陆续突围遁回国内，小股残余藏入乙山，因为崖深道窄，明军不敢入内搜索。还是陈璘胆大，半夜潜入布置好火器，等天亮了枪炮齐发，日军吓得落荒而逃，陈璘从后追击，没有放走一个。
眼看大战一触即发，黑田长政却在此时居间调停，最终把双方都按回了谈判桌前。与其他武断派大名不同，长政似乎从秀吉去世的那天开始，就认定了天下大势必将归于家康一边，因此他所有的举动都对家康有利，甚至很可能直接是为家康所授意的——挑起对加贺藩的战争其实是不明智的举动，开战的理由很牵强，而毛利辉元、上杉景胜等大老也不会跟随家康的脚步，很可能作壁上观，甚至转而相助前田氏。此战若开，胜负实在很难预料。
在武断派臣僚看来，提枪上阵、破敌建功才是武士的本分，后勤生产不是不重要，但躲在后方的吏僚永远不该和前线将士平起平坐。而在文治派臣僚看来，天下已经平定，乱世须用武人，和平时代则该重视内政，那些武夫大老粗还是趁早退役回封地上吃安生饭去吧，不必插手今后的政治。就秀吉本人来说，他无疑是支持后者的。
〔幛子画和狩野永德〕
传说前田利家的正室，也是利长的生母芳春院，乃是豪爽不让须眉的奇女子，她主动向身为一门总领的儿子提出，愿意接受家康的无礼要求，只身前往江户。战国时代的女子没有主家的概念，她们的父兄、丈夫、儿孙才是自己的主家，为了保住父兄、丈夫、儿孙的性命以及他们所在家族的安泰，芳春院并不在意以年近六旬之身去做别家的人质。因为芳春院很清楚，年轻识浅的儿子利长，怎么也不会是老狐狸家康的对手。
幛子画来源于传自中国的壁画和屏风画，所谓“幛子”，是指日式房屋多用竹木建构，用可活动的纸扇来把大屋分隔为很多小间，这些纸扇，也包括纸门和纸窗就统称为“幛子”。在幛子上作画始于奈良时代，也是源自于唐风。
【●家康的阴谋】
而在北政所看来，丈夫已经去世了，那个居住在大坂本丸里的幼儿和他母亲，其实完全和自己毫无关系，她更担心的反倒是从小如同己出般养育长大的加藤清正、福岛正则等人，会不会在政治斗争中遭到文治派的迫害。北政所认为有足够实力制约三成等吏僚的只有德川家康，因此她向家康示好，同时也指示加藤、福岛等人唯家康马首是瞻。
万世德还没上任，此时身在朝鲜的明朝最高统帅是兵部尚书邢玠，这个人还算有点头脑，他知道兵力不足是无法打垮日军的，于是急忙从江南招募水军，通过水路又运来了大批兵马。1598年二月，都督陈璘率广东兵、刘綎率四川兵、邓子龙率浙江兵，陆续赶到朝鲜战场——这些都是惯于山地步兵作战的劲旅。
最终证明这是诬告，然而诬告的起因却众说纷纭，一般认为是石田三成离间家康和利长的关系，想要引起两雄相争，从而削弱外样大名的势力。不过从结果来看，这个假消息也很可能是家康本人放出去的。
而对抗这样一支虽然悍勇顽强，却不得天时、地利、人和，仿佛一个陷足沼泽中，无法闪展腾挪的彪形大汉般的军队，明朝大军竟然屡次战败，就算打胜也多是惨胜，这实在是很丢脸的事情。抗倭援朝战争最终是中朝联军取得了胜利，但并不能因此就吹嘘说我天朝军队如何强大，真正强大的军队不会打得那么难看。
当然，如果加上出身丰臣氏家臣团的那些大名们的领地，将近日本之半，是无人可以撼动的。只是秀吉白手起家，他和家臣们还并没有形成世代主从、牢不可破的关系，家臣们效忠的对象只是秀吉一人，而非暴发户丰臣氏，当秀吉去世以后，主从之间很可能产生裂痕。这和家康不同，以三河武士为主的德川氏家臣团内部同样矛盾重重，但他们同时都牢牢团结在松平·德川氏这个主家周围，离心倾向并不严重。
纵观整个抗倭援朝战争，敌我双方的实力对比大致为一比一。明军胜在装备精良，败在主帅无能，将骄兵惰；日军胜在数量较多，素质较高，虽无统一指挥，但矛盾重重的各部间配合也还没出什么大问题，败在后勤运输跟不上。
其实家康本以为他真正的敌人是利家而非三成。对于那些并不懂得打仗，在政治上也说不上老练的文治派吏僚们，家康一直是看不上眼的，他最担心的是与自己同列“五大老”的几个大诸侯。“五大老”中，毛利辉元和上杉景胜都是智谋有限的二世祖，宇喜多秀家更不过一个孩子而已，只有老将前田利家堪与自己一搏。况且，前田家的年贡近百万石，也是势力仅次于德川氏的大大名。
李舜臣早趁退潮的时候，派人在海峡中设置了铁索和木桩，以迟滞侵入敌军的进退速度。等到十六日日军攻来，他先将许多民船伪装成战船，排列在水营后面以迷惑敌军，然后亲率那十二条战船出而诱敌。一番大战，两艘日舰被击沉，日军主力直到退潮时候也没能靠近朝鲜水营。潮水向东退去的时候，日舰无法前进，原地打转，李舜臣趁机发起猛攻，先后击沉被铁索和木桩拦住的三十多艘日舰，击毙日军四千余人。连三岛水军的大将得居通年、来岛通总兄弟也中箭而亡——通总是这场战争中唯一被击毙的日本大名。
家康勒令浅野、大野和土方三人隐居，然后召集留守大坂城的各方大名，下令讨伐前田利长，先锋择定为加贺小松藩主丹羽长重（丹羽长秀之子）。年轻气盛的利长闻报怒不可遏，立刻也整兵备战，誓要与家康一决高下。
庆长四年（1599年）正月，在丰臣秀吉去世四个月后，丰臣秀赖母子从伏见移居大坂，随即前田利家、毛利辉元、上杉景胜、宇喜多秀家等联署书状，谴责德川家康的专断妄行。家康口头表示歉意，说往事无法更改，日后则将按规定而行。本来这是很难让人相信的托辞，然而利家终究年纪老迈，自知不久于人世，并不想临终前还赶上一场全日本的大动乱，于是在细川忠兴等大名的调解下，二月二十九日，他抱病前往面会德川家康，双方交换了誓书。
安土·桃山时代出现了幛子画的千古大家，那就是狩野画派的第三代——狩野永德。永德本名州信，通称源四郎，祖父元信和父亲直信（松荣）都是室町幕府的御用画师。永德从九岁起开始跟随父亲学习幛子画，二十六岁时为大德寺聚光院（三好义继的佛堂）创作了十六面花鸟图和八面琴棋书画图，开始脱离传统的风格，转而描绘社会生活，受到时人的好评。
于是，在黑田长政的劝说下，前田利长派重臣横山长知、有贺直政前往大坂城，向家康提出申述，表明自己绝无与家康为敌的意思。于是家康解散了讨伐军，但同时命令利长把自己的母亲送往江户去做人质。
败报传到北京，万历皇帝大怒，命令当场斩杀两名游击以正军法，让董一元等人戴罪立功——其实董一元本人倒是颇为冤枉的。就在这个时候，福建都御史金学通过特殊渠道得到了一条惊天动地的情报，他立刻上奏朝廷说：“丰臣秀吉已经去世，各部日军正打算从朝鲜撤退，如果不趁此机会予以重创，恐怕等其国内稳定后还会再来。”于是明廷立刻下令邢玠火速进兵，不得迟误。
秀吉临终前留下遗训，禁止各大名间非经丰臣政权允许... -->>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