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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幕府统辖各地大名。江户时期的所谓大名,是指臣服于幕府将军,受赐一万石以上领地的武士——大名的家臣也有受赐领地的,但其名义上的主家是大名而非更高一级的幕府,所以不能称为大名。大名分亲藩、谱代和外样三个等级,幕府初期约二百家,中后期增长到近三百家,统称“江户三百藩”。

    天草四郎,某些记载中也写作大矢野四郎或者江部四郎,据考证,他原本的苗字应该是益田,乃是小西行长的家臣益田好次之子。关原合战后小西行长被斩首,领地遭改易,家臣们纷纷四散成为浪人,据说四郎时贞从小就居住在长崎港,虔诚地信奉天主教,并向旅居日本的荷兰人学习过西洋医术——所谓神通广大,能活死人,肉白骨,大概不是完全的空穴来风吧。

    江户时代,各种捐税名目繁多,仅年贡就经常超过实际收获物的三分之一,农民的生活是很痛苦的——德川家康就曾经说过想要统治好百姓,就必须让他们吃不饱而又饿不死的话。不仅如此,幕府还规定了严格的身份等级制度,即所谓的“士农工商”制度。

    农民们生活在死亡边缘,已经沉寂很久的天主教信仰随之再度抬头,秘密信教以逃避残酷现实的百姓越来越多。此事为松仓胜家所查知,就在领内搞了一次大清洗,逮捕了很多教徒,要他们举行“踏绘”的仪式。所谓“踏绘”,是指将刻有耶稣受难像的木牌扔在地上,让怀疑为教徒者用脚去踩,肯乖乖从命的定非天主教徒,或者虽是教徒却有心悔改,否则就将被处以火刑。这种方法并非松仓胜家所创,而是幕府搞出来并到处推广的无聊花样。

    等到康熙皇帝降伏郑氏,收取台湾以后,废除了《迁界令》,颁布《展海令》,中国赴日贸易船数量激增,1685年竟然达到八十五艘之多。面对这种情况,江户幕府害怕金银外流,对中国商船加以严格限制,规定每年的贸易定额为六千贯,够数就不再做买卖。然而即便如此,中国商船的数量仍长期维持在七八十艘左右,长崎港繁华无比,成为幕府的一个重要收入来源。

    在“士农工商”等级下面,日本社会中还存在着被称为“秽多”或“非人”的贱民。秽多大多来源于古老的奴隶社会,一般从事处理尸体、屠宰牲畜、清扫垃圾等肮脏工作,或者成为流浪艺人,被整个社会所看不起。幕府严格管理秽多,不允许他们和自由民相往来,而且其身份世代承袭,永远不会被解放(贱民的“解放令”要到幕府灭亡后的明治年间才颁布,但其影响一直延续到现代日本)。非人是临时的贱民,是指十七世纪以后为生计所迫而从事卑贱职业的贫农或城市贫民,他们的身份虽然卑贱,却并不对整个家族造成影响,并且有可能恢复原本的地位。

    然而到了统治后期,德川纲吉的生活却越来越奢侈,治政也不再清明,他疏远堀田正俊,重用奸佞牧野成贞、柳泽吉保等人,使幕府的统治开始走下坡路。可以说,德川纲吉时代是江户幕府的鼎盛期,也是由强变弱的转折期。

    如果把江户幕府划分阶段的话,那么前三代将军的统治时期乃是奠基和开创期,从四代家纲开始,进入了平稳发展的时代。家纲到了晚年日渐奢靡,幕府财政状况恶化,而他本人也因为体弱多病而经常不能理事,权力都落在大老酒井忠清的手中。延宝八年(1680年),四十岁的德川家纲生命垂危,因为没有后嗣,酒井忠清就打算沿用镰仓幕府的旧例,迎接有栖川宫亲王继任为幕府将军。此议遭到老中堀田正俊等人的坚决反对,他们主张让家纲的末弟德川纲吉来当继承人。五月八日,德川家纲让位给纲吉,旋即去世。

    消息报至江户,德川家光将军大为恼火,立刻派遣重臣板仓重昌前往九州,纠合附近诸侯前往征伐。岛原、天草的一揆闻报,结合为一,后退到已经废弃的原城,笼城固守。根据近年来的考古发现,原城在“岛原、天草之乱”爆发前,很可能虽被废置不用,基本的土垒木墙还没有被扒平,这就给了一揆军一个很完美的根据地。

    从这件小事上,其实就可看出江户幕府的锁国政策是多么严格,同时也是多么的荒诞了。

    提出此议的乃是江户幕府中期的著名思想家新井白石,他的建议得到了第六代幕府将军德川家宣的赞同,于是自此以后,幕府所签发的日本国书之署名,就正式变成“日本国王源某某”了。

    日本南部的琉球群岛,从十五世纪以来就一直为土著尚氏所控制,尚氏向明朝称臣,受封琉球国王。因为琉球的贸易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所以庆长十四年(1609年),急于挽救财政危机的萨摩国大名岛津家久就侵入并占领了琉球国。幕府承认岛津氏对琉球的控制权,但岛津氏也很鬼,并不废黜尚氏国王,让他们仍以藩属的名义向明朝进贡,从而得以通过琉球国和明朝展开官私贸易。一直到明治维新以后,逐渐军国化的日本才真正吞并琉球王国,把它变成了现在所谓的“冲绳县”。

    江户幕府作为对朝主要联络官的乃是对马岛的宗氏,这一家族历史悠久,因为距离大陆最近,所以和朝鲜的关系非常密切,大概就是基于这个原因,宗氏数百年来一直盘踞在对马岛上,从未遭到改易。

    不过后来又有人提出异议,说“大君”的称呼其实比朝鲜国王要矮上一头。因为朝鲜的王子大多封为某某君,其中嫡王子称“大君”,幕府将军若也称“大君”,那不变成朝鲜国王的儿子了吗?况且,大君之名源出中国古书,本是天子的别称,也容易和日本天皇相混淆,不如仍改为“日本国王”为妥。

    宽永十二年(1635年),也就是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亲政的第四年,宗氏的家臣柳川调信突然向幕府揭发,说当主宗义成在和朝鲜联络的过程中曾经篡改过国书。这可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幕府立刻展开周密调查,调查的结果是,宗义成确实曾经修改过幕府向朝鲜递交的国书中的署名。

    〔禁书的轶事〕

    以心崇传对此要求有点莫名其妙,于是模棱两可地写了个“日本国主”。宗义成不敢再提要求,就擅自把“主”头上的一点抹掉了,改成“日本国王”。

    一般认为,江户幕府奉行“锁国”政策,导致近代落后不振,一度遭到西方列强的侵略,然而实际上,日本的情况和中国明清两代并不相同,并且幕府的“锁国”是有一个启动过程的,并非始自德川家康。

    有趣的是,一揆军的首领却是一个年仅十六岁的少年,俗称为天草四郎时贞。据说这位英俊少年乃是上帝派遣来拯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日本天主教信徒的,具有莫大神通,教徒们无不尊奉他为“天人”、“天使”,一切都唯四郎时贞马首是瞻。

    除此以外,幕府还直接插手各藩的继承人问题,一方面,确定继承人必须申报幕府同意,新藩主继任也必须亲自前往谒见将军,获得新的“所领安堵状”,另方面,对于没有继嗣的大名家族,幕府从来都毫不容情地予以改易。

    且说庆长十五年(1610年),肥前日野江大名有马晴信和葡萄牙商船耶稣号发生冲突,最终将耶稣号击沉,晴信以此向幕府表功,并且进献给老中本多正纯的家臣冈本大八大笔财物,希望大八能够帮忙进言,恢复有马氏的旧日领地。然而冈本大八接受贿赂却不肯办事,有马晴信越等越急,愚蠢地直接越过大八去催促本多正纯——贿赂事件就这样暴露了。

    有压迫,必然就有反抗,惊世骇俗的“岛原、天草之乱”就在这种禁教锁国的背景下爆发了。

    在幕府的影响下,各藩的情况也逐渐改变,首先是家臣的封地被纷纷收回,很多藩都凝聚为以藩主为中心的完全整体,家臣只领俸禄,逐渐转化为封建官吏,其次,世代重臣的势力受到削弱,藩主往往提拔中下级官吏作为自己的辅佐者,无形中反而增长了各藩的实力。

    在德川光国、保科正之、池田光正、前田纲纪等所谓“贤侯”的推动下,幕府确定了以朱子学为整个日本社会的指导思想,大力宣扬忠孝节义。尤其是德川光国,此人乃是御三家之一的水户藩的藩主,官至权中纳言,因为大纳言或中纳言的汉称为“黄门”,故此俗称为“水户黄门”。这位水户黄门大人易装巡游各地,惩治不法官吏、藩主的故事,在日本家喻户晓,有如中国的包青天一般。

    此外,将军直属的家臣,如果封地不足一万石,则被称为“旗本”或“御家人”,前者准予直接谒见将军,后者没有这种资格。旗本多有领地,御家人则只领俸禄,他们全都住在江户,平时充当幕府的行政官僚或警护人员,战时根据封地或俸禄的多少来率领士卒参战。据享保二年(1722年)的统计,江户幕府共有旗本5205人,御家人17399人,连同这些人的家臣部下,战时动员力将近十万。

    据说德川纲吉是个畸形儿,身高仅有一米三零。不过这个畸形儿却颇为聪明,上台伊始就铲除了酒井忠清的势力,改以忠直的堀田正俊担任大老。纲吉爱好学问,关心政治,多施善政,在他统治初期产生了著名的“元禄文化”。

    朝鲜李朝为中国的藩属,其君主称号为“国王”,所以在与日本交往的时候,也希望双方平等建交,日方国书最后署名“日本国王某某”。在朝鲜人想来,天皇什么东西咱们不清楚,日本真正的统治者丰臣秀吉可是受过明朝“日本国王”封赐的,现在的德川幕府继承了丰臣氏的事业,当然也就是明朝下属的一位国王了。然而幕府并不了解朝鲜人的想法,德川秀忠在位的时候,国书后面只署名“日本国源秀忠”,宗义成感觉不大好办,就去恳求起草国书的僧侣金地院以心崇传,请他改个署名。

    【●大君邦交】

    家光将军在位的时候,进一步巩固幕府权威,削弱各地藩主的势力,“参觐交代”制度就是他所创立的。所谓“参觐交代”,是指各地大名都必须在江户城下町购置宅邸,把妻子儿女安置其中,作为交给幕府的人质,大名本人则一年在领地视事,一年住在江户,轮番交替(关东大名则每半年轮替一次)。大名们千里迢迢前往江户侍奉将军,于路的仪仗开销,住在江户的生活费用,全都必须自己解决,幕府毫不补贴,财政负担由此变得非常沉重。家光将军正是利用这一制度来削弱各藩的经济实力,使他们再也无力与幕府相抗衡。

    几位通事和奉行认为此书虽然含有天主教内容,但并未宣扬教义,因此不必严禁,然而江户城中的老中户田忠政、土屋政直等人却对此结论大不以为然。他们认定,虽然唐船(指中国船)船员都已经通过了“踏绘”,证明不是天主教徒,携带《帝京景物略》确实是出于无意,但此书既然含有违禁内容,就必须加以严惩。老中们下令在中国船员面前将禁书焚毁,并且禁止书籍主人和唐船的船头再来日本,所载货物也不许交易,即刻将其遣返回国。

    除中、朝两国外,德川家康时代就大力发展同吕宋、安南、柬埔寨、暹罗等东南亚国家的邦交,同时还颁发给前往这些地区的贸易船“朱印状”,以证明他们并非倭寇和海盗。日本人因此大量移居东南亚各地,一个名叫山田长政的日本人还曾一度成为暹罗国王的宠臣。

    【●犬公方】

    首先,日本自古以来就非常重视和大陆国家的贸易交往,江户幕府建立以后,更是把对中国和对朝鲜的贸易往来当作重要国政来抓。德川家康曾经为了弥补丰臣秀吉侵略朝鲜所带来的恶劣后果,多次派遣使臣前往朝鲜半岛,终于求得了和睦协议。庆长十二年(1607年),也就是家康退隐幕后的第三年,朝鲜使臣吕祐吉来到日本,向幕府呈递国书,此后每次将军换代,朝鲜都会派来“通信使”,以重申两国间的友好关系。

    二十七日,天草群岛也爆发一揆,与岛原一揆南北呼应。天草群岛乃是肥前国唐津的谱代大名大久保氏的飞地,唐津藩的代官三宅重利领兵镇压暴乱,却于十一月十四日被一揆打败,身首异处。天草一揆进而包围了富冈城。

    家光将军时代确立的幕府统治机构是这样的:最顶峰当然是幕府将军,其下为大老和老中,然后是“若年寄”,职责为辅佐老中管理幕府的直属家臣,再下还有寺社、町、勘定三位奉行,分管宗教、江户城内的行政和治安,以及幕府财政等事务。上述为幕府的中央机构,地方机构则包括京都所司代、大坂町奉行、长崎等地的远国奉行,以及其它幕府直辖地区的代官——幕府的直辖地区称为“天领”,初期约两百万石,中后期增加到四百万石。

    总结“庆安之乱”的教训后,保科正之等人认为天下已定,应该以文治取代武功,以整顿充实法律、制度和学术来提高幕府的权威。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将军的权柄被削弱,重臣合议的官僚体制得到完善,同时对于各藩的控制也有所松动。起初幕府并不承认“临终养子”一说,即当大名没有子嗣和幕府确认的养子的情况下,到临终才指定养子和继承人的做法,对于这种家族,一般都毫不留情地予以改易。四代将军家纲以后,幕府开始承认五十岁以上的大名的“临终养子”,使得遭到改易的诸侯数量大为减少。家纲时代一共改易大名二十二家,削封的也仅仅四家而已。

    庆安四年(1651年)四月,三代将军德川家光病殁,享年四十八岁。包括老中堀田正盛在内的很多家光亲信都切腹自杀以殉主,幕府统治机制因此暂时陷于停顿,导致了“庆安之乱”的发生。

    其实阿福并不仅仅照管内事,对于政务也有很大的发言权。宽永六年(1629年),阿福前往伊势神宫参拜,家光将军指示她作为自己的代表,转道入京参谒后水尾天皇。一介乳娘竟然想面见天皇,此事使朝廷上下无不感到惊愕和愤恨,但最终在幕府的压力下,阿福还是假装顶着贵族三条西实条的妹妹的头衔完成了使命,并受天皇赐号为“春日局”——据说此事也是后水尾天皇愤而退位的一个重要原因。

    江户幕府的末日即将到来了。

    翌年是宽永十五年(1638年),元旦之日,板仓重昌硬着头皮发动了第三回总攻,却在原城下身中流弹而亡。一揆因此士气高昂,到处都传说着岛津、伊达等强藩将在呼应而起,一举消灭迫害天主教徒的德川幕府的谣言。而将军家光则又派来了第二名联军统帅,那就是一门众重臣松平伊豆守信纲。

    对于来航的中国船,江户幕府设置了书物目利、书物改役等官职,委派相关人员严格检查,不得使有害书籍传入日本。那么,什么是幕府认定的有害书籍呢?最主要的不外乎两种:一,兵法书;二,宣扬天主教教义的书。

    肥前国的岛原半岛,本属外样大名松仓氏所领,当时的松仓氏家督为松仓胜家,是个冷酷无情而又贪得无厌的家伙。三代将军家光在位的宽永十四年(1637年)秋季,岛原半岛及其南方的肥后国天草群岛闹起了大饥荒,可是松仓胜家仍然按照旧例征收年贡,并将交不起年贡的数名农民残酷处死。

    松平信纲素有智谋,人称“智慧伊豆”,他在仔细观察了前线形势以后,认识到原城防御坚固,一揆作战英勇,绝对不能硬打硬攻。于是信纲就指挥着黑田、锅岛、立花、细川、水野、有马等十数家诸侯联军,从陆路将原城牢牢地封锁住,断绝补给,想要把一揆全部困死,饿死。

    江户幕府时期,日朝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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