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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长井雅乐的“航海远略论”却遭到长州藩内尊攘派的激烈反对，以松阴门下弟子桂小五郎和久坂玄瑞等人为首，纷纷提出必须“先攘夷，后开国”，想在不先解决内部矛盾、改革政治以前就向西方列强敞开大门，根本就是开门揖盗。曾经支持过吉田松阴的重臣周布政之助也站在小五郎等人一边，于是众人齐心协力把长井雅乐赶下了台。
与绝大多数尊攘志士不同，高杉晋作出身于一个中上级武士家庭。因为高杉氏的家纹为“丸之四割菱”，所以有传说出自甲斐武田氏，先祖是战国时代的备后国高杉城主武田小四郎春时。晋作的父亲高杉小忠太领二百石俸禄，就其在长州藩内的身份来说，可比德川幕府的旗本。晋作初名和介，自小聪颖，在藩校“明伦馆”中取得了优异成绩，得到毛利敬亲、定广父子的称赞。
最后毙命的长州军大将是真木和泉，他依靠天王山地势之险，一直固守到八月二十一日，掩护三位家老顺利撤退，然后也被迫自尽了。这就是著名的“蛤御门之变”，也称“禁门之变”，长州藩第一次明确地打出尊王倒幕的旗帜，但因为准备不够充分，敌我力量对比过于悬殊，最终以全面溃败而告终。据说经此一战，长州藩尊攘志士战死达三百余人，藩中舆论为之大变。
可以说，高杉晋作创建“奇兵队”，首次打破旧有的“士农工商”的等级制度，而大村益次郎的军事改革则使中下层民众得以成为将领，一扫长州藩内的封建势力，由此而产生的社会影响是非常巨大的。
这位大村益次郎本名村田藏六，是长藩周防国吉敷郡铸钱司村一个名叫村田孝益的汉方医（中医）的长男。十九岁的时候，藏六拜藩内著名兰方医（西医）梅田幽斋为师，后来又进入大坂绪方洪庵的适塾深造。
长州军得到消息后，骑虎难下，被迫分道杀向皇宫，激烈的战斗就这样打响了。山崎方面屯扎着长州军的主力，主要将领有久坂玄瑞、益田右卫门介、真木和泉等人，首先遭到诸藩联军的进攻，被迫向后退却。为了掩护主力部队，同时扭转战场形势，另外两路长州军大踏步地向皇宫挺进，先锋来岛又兵卫亲率两百名部下直冲向蛤御门。
这艘“丙寅丸”战舰是两个月前才刚从英国人手中购买而来的。本来自从第一次“征长战争”以后，幕府就禁止长州藩再进口武器，于是高杉晋作通过坂本龙马的“龟山社中”，以萨摩藩的名义，花费了三万多两的巨资购得此舰。龙马同时还为长藩运来了最新式的米尼埃铳四千三百支、格拜尔铳三千支，总花费高达九万二千两。
当时在“明伦馆”中还有一个高材生，同时也是高杉晋作的好友，那就是久坂玄瑞，经过玄瑞的介绍，晋作与其同时投拜在吉田松阴门下——照理说，松下村塾所招收的大多是中下级武士学生，晋作本来是不可能想到要去那样一个乡下学校进修的。
次日凌晨，大村益次郎分兵三路突入益田町。长州军武器精良，射程较远，同时在益次郎的苦心训练下，利用町内各种掩体作战的技术也比幕府军为高，因此以寡击众，仍然很快就赢得了胜利，敌将三枝刑部也中弹殒命。据说坂本龙马曾受桂小五郎之邀观看了“四境战争”的整个过程，他留下笔记说：“长州军绝不布设密集队形，而是分散冲锋，使得中弹的人很少。”
正因如此，当幕府十五万大军汹涌攻来的时候，大村益次郎临危不乱，分析说：“各藩联军配合度差，士气低落，将领们多怀攘夷之心，不愿攻打长州，而士兵们人人思家，不肯长年在外作战。我以整编过的新式军队相迎，可以轻松取得胜利。敌人虽多，却不足惧！”
〔维新志士的结局和影响〕
在此前后，大村益次郎率领“南园队”、“精兵队”和长州支藩清末藩的部分兵马，一共七百余人，开到了石州口。虽然麾下士兵大都身着全新的西式军服，扛着洋枪，作为总指挥的益次郎却仍作文士打扮，身披浴衣（和式常服），戴着斗笠，腰挂短刀。从当时遗留下来的照片来看，这位总指挥相貌丑陋，面色惨白——据说是晕船所致。
同样遇刺的还有足智多谋的大村益次郎，他在明治维新后担任兵部大辅一职，大力推动军事改革，吸纳各阶层民众从军，从而惹怒了保守派旧武士们，终遭暗杀。可怜的是，益次郎当时并没有被杀死，在病床上足足折腾了一个月，最终却因伤口感染而一命呜呼了。
文久元年（1861年），晋作被选为世嗣毛利定广的小姓役，也就是青年侍卫官，随即他获得许可，乘坐木船“千岁丸”渡海前往上海考察和学习。此时正值太平天国运动席卷中国东南半壁，西方列强协助清政府镇压这次运动，从而更进一步地把中国半殖民地化，上海是全中国苦难的最鲜明的缩影。在上海的这段日子里，晋作的思想开始发生转化，一方面产生严重的危机感，深知日本若不革新自强，结果必将比清朝更惨，另方面，他的对外倾向也逐渐转向开国。
皇宫四周布列着各藩军队，而长州军则分扎在嵯峨天龙寺、山崎天王山和伏见三处，与各藩遥遥相对。六月二十七日，松平容保命令各藩部队加强皇宫各门的警备，勿使长州一人一骑进入。七月三日，他又写信给福原越后，要求长州军尽快撤出京都附近地区，否则后果自负。
面对新式装备的长州军，紧邻长藩的津和野龟井藩不敢抵抗，六月十七日，他们秘密送出降书，允许大村益次郎所部安全通过领内。随即益次郎就进攻幕府亲藩石见滨田藩，当时滨田藩领内驻扎的除本藩藩兵外，还包括前来会合的备后福山、纪州等藩藩兵，总兵力为五千人，总大将是幕府所派遣的军监三枝刑部。
再说所谓的“维新三杰”，那就是木户孝允、西乡隆盛和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即正文中提到过的桂小五郎，明治维新后，他受到大久保利通的排挤，愤而下野，最终于明治十年（1877年）病殁于京都，享年四十五岁。
高杉晋作虽然鼓吹“四民平等”，吸收平民和农民参加“奇兵队”，但他本身却往往摆出一副上级武士的臭架子。生前，他自称“奇兵队开辟总督”，率扈从、携艺妓、张羽伞，悠然醉步于下关街头，并告诫其妻雅子“须牢记武士之妻与町人百姓之妻的身份区别”。在他死后，雅子也因此始终不肯接受身居高位的伊藤博文与山县有朋等人的资助，说：“武士之妻，再穷也不能靠足轻辈的接济过活。”
虽然没能拉动“奇兵队”的老部下，但高杉晋作通过不懈努力，却终于说服了“力士队”队长伊藤俊辅（博文）、“游击队”新队长高桥熊太等六十余人（一说为八十人）。他们于十二月十六日冒雪在下关功山寺起义，随即袭击并攻占了附近的新地会所。
消息传来，长州藩内大为震动，桂小五郎、高杉晋作急忙召集群臣商议。根据所得到的情报，幕府方三万陆军从山阴方向走石州口，五万陆军从山阳方向走艺州口，两万水陆联军从长门南方登陆走大岛口，另外主力五万以北九州的小仓城为基地走九州口，目标直指长州重镇下关和主城萩城。对比幕府的十五万大军，长州可战之兵不过区区四千人而已。
当时局势混乱，晦暗不明的日本确实需要一个独裁者，但这样一个独裁者，其下场也肯定是悲惨的。就在西南战争结束后的翌年（1878年）五月，大久保利通在行路途中被刺，刺客据传是西乡隆盛的余党岛田一郎。
大久保利通不仅排挤长藩的木户孝允，还同时打压原本志同道合的西乡隆盛，据说因为隆盛提出“征韩论”（主张利用对朝鲜发动战争来转嫁国内矛盾），大久保利通认为此乃不智之举，遂联合木户孝允等人把隆盛赶出了政府——不过也有专家指出，所谓“征韩论”最早并不是西乡隆盛提出的，而要说隆盛力主发动侵略战争，或许也只是刻意往他头上扣的屎盆子。
就这样，第二次“征长战争”，也称“四境战争”正式爆发了。
在这些保守派，也被称为“俗论派”的打击下，周布政之助被迫自杀，激进攘夷派的代表井上闻多（馨）遭到保守的“选锋队”的袭击，伤重而遁。于是毛利敬亲勒令益田右卫门介、国司信浓、福原越后三家老自尽，同时破弃重镇山口城，交出落难的五位公卿（七卿或死或走，留在长州的还有五个），亲笔写信向幕府谢罪，用这些屈辱的条件劝退了讨伐军。
大村益次郎的所作所为，着实让所有人全都大吃一惊。首先，他彻底抛弃了刀枪弓箭，拿出藩库中的多年积蓄购买了很多最新式的西洋枪炮，然后竟连士兵的服装也全都改了，废弃传统盔甲，一律改成黑色的便于活动的西洋式军服。上述两条还只是表面上的变革，在更深的层次上，益次郎废除了长州藩八家重臣世袭藩主马廻众的制度，打破传统的将、兵界限，全面引进西洋军制。
且说那位中冈慎太郎，乃是著名的“陆援队”的开创者。“海援”、“陆援”，互为表里，虽然慎太郎之创立“陆援队”，灵感是来自“龟山社中”，但龙马之把“龟山社中”改编为“海援队”，实际是仿效“陆援队”。相比之下，“海援队”更象商团，龙马更象辩士，而“陆援队”仿佛军队，慎太郎无疑是名战士。虽然有关“龙马的主要目的是赚钱，慎太郎的主要目的才是维新”的论调简直是屁话，但中冈慎太郎在明治维新中所起的作用确实并不弱于坂本龙马。
绪方洪庵可称是当时日本第一流的兰学家和兰方医，而身兼东西方医学之长的村田藏六因为学习成绩优异，也很快就成为了适塾的“塾头”（班长）。嘉永六年（1853年），三十岁的藏六受老师绪方洪庵的推荐，出仕宇和岛藩藩主伊达宗城，帮忙在宇和岛藩内讲解兰学，并翻译西方军事书籍。
治病的医生第一次接触到杀人的学问，却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的进步神速。很快，幕府开设了蕃书调所和讲武所，特意聘请村田藏六前往担任教授。等到了万延元年（1860年），桂小五郎因事前往江户，亲眼观看了村田藏六执刀进行人体解剖，心想如此人才，怎么竟然流落外藩呢？于是经小五郎反复劝说，藏六答应辞去宇和岛和幕府的优厚待遇，回归长州藩，担任“博习堂”的兰学教授。长州藩主毛利敬亲颇为器重他，让他继承了名门大村氏的苗字，改名为大村益次郎。
在村下村塾的日子里，高杉晋作受到吉田松阴深刻的影响，同时他还四处游历，先后向思想家佐久间象山、横井小楠等人求教，思想倾向逐渐转变为尊王攘夷。而因为他的学习成绩良好，遂被与久坂玄瑞，入江久一并称为“松下三高足”。
一直到这个时候，这位大村益次郎就表面上看来还不过一个翩翩文士而已，虽然对于东西方的各门学问都很精通，但从未领兵打过仗，说不上有经天纬地之才。只有桂小五郎认为益次郎才堪大用，等到正义派夺回藩政以后，他就委派大村益次郎进行藩内的军事改革。
长井雅乐在文久三年（1863年）二月切腹自杀，从此长州藩论全面转向尊王攘夷，并最终发动兵马上洛，酿成了血腥的“禁门之变”。
且说高杉晋作乘坐“丙寅丸”来到前线，看到幕府方的战船防备松懈，就趁夜前往突袭。“丙寅丸”撞入停泊在海岸边的幕府舰队中，两侧炮门全开，拼命轰击。幕府军猝不及防，乱成一团，结果在互相射击中伤亡惨重，被迫退回九州。
明治维新“前三杰”中，开国派幕臣胜海舟后来在新政府中担任海军司令、参议长等职务，被后世尊崇为日本近代海军的创建者之一，而调和派坂本龙马则出乎意料地成为魅力无穷的超级偶像。
且说讨伐军是元治元年（1864年）八月二日出动的，然而还没等走到长州，八月五日，英、美、法、荷四国联合舰队驶入关门海峡，对长州重镇下关展开了猛烈的炮击——这是对去年长州藩攻击美、法等国船只而采取的报复行动。于是藩内保守派椋梨藤太等人趁机向毛利敬亲提出，只有排斥尊攘派，并且立刻向幕府谢罪，“纯一恭顺”，才能挽救毛利家濒临灭亡的命运。
长州军不甘心就此退出洛中，可是面对数倍于己的兵力，也不敢贸然发动攻击。就这样，随着时间的流逝，形势对幕府方越来越有利，七月十八日夜晚，松平容保终于请到了幕府讨伐长州的敕命，随即带病出阵，指挥各藩军队向长州军发起猛攻。
“禁门之变”爆发后，幕府传令各地诸侯，以前尾张藩主德川庆胜为总督，越前藩主松平茂昭为副将，联军讨伐长州。然而此时幕府权威已堕，诸侯各抱观望之心，都不肯使出全力，担任讨伐军总参谋的萨摩重臣西乡吉之助遂提出一计，要“以长州人来处置长州人”——这一计划取得了完美的成功。
藩兵三千人前往镇压起义，高杉晋作身穿祖先传留下来的绀丝威铠甲，头戴乌帽子形兜，沉着应战。闻听起义的消息，尊攘派各队纷纷前来会合，就连山县狂介也坐不住了，率领“奇兵队”加入战斗，于是藩兵不敌败退。随即在短短三个月的时间内，晋作及其所领导的所谓“正义派”即横扫整个长州，清除俗论派，重新夺回了政权。
庆应二年（1866年）六月七日，幕府方的“富士山丸”等四艘新式战舰驶入关门海峡，配合陆军进攻大岛炮台——大岛口之战打响了。高杉晋作闻报，急忙乘坐战舰“丙寅丸”前往救援。
萨摩藩的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等人竭力阻挠幕府征伐长州，前者甚至亲自领兵进入京都，号召召集有力藩主开会，共商长州问题。然而江户幕府终究“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家茂将军还是拼凑起了各藩联军十五万之众，分从山阴、山阳、濑户内海和北九州四个方向合围长藩。幕府先锋总大将是德川茂承，家茂将军还亲自离开江户，坐镇大坂城指挥战斗。
龙马短暂的一生，为日本的振兴耗尽了心力，但他最终没能看到黎明的曙光。“船中八策”完成后的当年十一月十五日，他在京都近江屋遭到一名自称大和十津川乡士的刺客的突袭，眉心中刀，当即死亡，同时一起殒难的，还有他生死与共的挚友中冈慎太郎。那名刺客，据传是“新选组”前身“浪士队”的首领之一佐佐木只三郎——但细察情势，当时许多人都有杀害龙马的动机，他究竟死于谁手，也许永远都会是一个谜吧。
二十三岁的时候，中冈慎太郎加入了武市瑞山（半平太）为首的土佐勤王党。庆应元年（1865年），是他首先建议发起萨长联盟运动，并在龙马的帮助下获得完全成功的，同年，他还完成名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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