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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钟麟的手段让谭延闿大开眼界，像这么一个政坛不倒翁不是仅仅做到不得罪人就可以的，未雨绸缪的功课要做好，不然事到临头再去做肯定手忙脚乱。谭钟麟正是靠着算无遗策来规划自己的命运，尽管需要冒险投机，但是每一步基本上都将风险控制在自己所能够承受的范围之内，提前做好准备工作，最后就等事情临头了，这和一味的赌博冒险不同，以前附身谭延闿的冯文郁也没有少听过破釜沉舟发家致富的例子，但现在想想也是人家都把所有的风险都算计好了才去冒险，只要老天不死命跟着作对的话，成功不过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自鸦片烟弛禁以来，流毒几遍中国，吸食之人，废食失业，病身败家，数十年来日形贫弱，实由于此，言之可为痛恨……近闻臣工内平日沾染嗜好者仍不乏人，或明陈戒断，其实未尽祛除；或瘾已成疴，表面巧为掩饰；甚或明目张胆，吸食如故……微臣劣儿受异人指点所造戒毒丸，经微臣验证后，确认能够有效戒除鸦片之毒瘾，而无在戒毒中危害人性命之忧，窃以为可以为朝廷所用……”
慈禧太后点点头，微微笑了笑：“这封信不用再念了，无非是谭文卿怕朝中有人会因为断了财路而伺机报复提前吹吹风罢了。着人写封回信，告诉谭文卿不用担心，什么事情也没有，他倒是有福气生了个这么聪明的儿子，若是能够不用像林则徐那么强硬惹出事端，能够把这鸦片烟给戒了倒也是件功德无量的善事！”
关于戒毒丸的事情，谭钟麟都全部交给谭延闿来管理，最重要的是作为一个封建大家族，谭延闿由此有了除了《强学文摘》之外的第二份收入，这是独立于家族之外的，和他的兄弟没有任何关系——这是谭钟麟亲自在家中点头许可的！当然无论是《强学文摘》还是戒毒丸，这些都是非常敏感的东西——《强学文摘》可以走边缘路线，隐晦的宣传革命和民主思想；而戒毒丸的广泛使用更是牵扯太广。这两样东西都是在谭钟麟的闽浙总督的名义下开展的，谭延闿的年龄又非常年轻，家族里面对这两项产业，尤其是健民药业都是紧盯的很。
也许是因为美国人托马斯的尖刻报到，被奉为东方俾斯麦的李鸿章有些脸上难堪，在七月份的时候，直隶总督府追加了五万两白银的戒毒丸采购费用。李鸿章虽然以直隶总督的身份对戒毒丸采购并没有他的大哥这么积极，但是他更感兴趣的是强学书社，在八月份的时候便派人送上了五千两白银来资助《强学文摘》的发行，并且邀请谭延闿在天津建立强学书社分社。为了能够使《强学文摘》尽快的做到和福州发行时间相近，李鸿章还安排当时执掌中国电报业的部下盛宣怀，无论是使用电报、轮船等尽量提供方便，建立分社和在天津进行出版《强学文摘》，这些都是李鸿章利用直隶总督的职权之便提供的，不过那五千两白银却是李鸿章自己掏腰包。
谭延闿不是没有想过给翁同龢提供财力，使其能够尽量少触怒慈禧太后，一直把这个户部尚书做下去——历史上正是因为阎敬铭被撤掉户部尚书，而继任者翁同龢也因为修园款项受到慈禧太后的责难，最终翁同龢也失去了户部的权力，其接任者为了讨好慈禧太后动用了本就不宽裕的北洋水师预留款；也想过直接给李鸿章送钱来保障北洋水师的弹药和训练……不过他也非常清楚自己现在是什么身份，现在中国的官场有多么黑暗，送钱就可以使北洋水师正常运转？谁能够保证这些钱不会被人给分掉！至于花钱给慈禧太后修园子，这种傻事他更不会去干——再有几年就是八国联军侵华，颐和园的命运也不过是比圆明园好一点没有被烧掉罢了，被抢劫一空是跑不了的！最重要的是他也没有这么多钱，也许戒毒丸会在日后给他带来难以想象的财富，但是他却并不想拿出钱来——除非他掌握北洋，不过那是不可能的……
“光绪十八年，公元1892年，“戒毒丸”成为中国乃至世界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词汇，以前外国想到中国的时候，第一个联系起来的词汇是“鸦片”。谁也没有想到，就是戒毒丸的发明者谭延闿先生自己也没有想到会造成这么深远的影响，他的名字也随着戒毒丸而第一次被外界所熟知。在数十年之后，人们评价谭延闿先生的时候，其复杂的历史经历使其功过从未有过定论，但是无论如何，谭延闿在中国戒毒史上的地位与中国第一位戒毒英雄林则徐紧紧的联系在一起为后人所称道……”——沈静，《逝去的岁月》，强学书社，1932年出版。
也许谭延闿没有想到的是，不光张之洞和李鸿章手中有个专门为之服务的翻译科，就是慈禧太后这个在他心中头号保守派，身边也有一个规模庞大的翻译团体，专门就每天的外文报纸进行摘要翻译。慈禧太后也根据洋人的报纸里面对中国的一些评价，重要的是一些地方官员的评价来决定自己的谋划。
“传闻中国的俾斯麦、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李鸿章对能够有效戒除鸦片毒瘾的戒毒丸所下的订单是中国最有权势的五个总督订单中最少的……”——美国《纽约时报》特约撰稿人托马斯·米勒。
……
“这是一场规模浩大的戒毒行动，比之五十年前在中国广东虎门销烟不同，两者各走极端，不过可以预料的是，这一次中国官员的做法远比五十年前的林则徐更有策略，可以预见的是这场戒毒行动带来的不会是战争，而是使这个具有数千年文明的神秘古国真正摆脱鸦片困扰……”——时任荷兰阿姆斯特丹《电信报》驻华记者HenriBorel。
谭延闿的母亲虽然为谭钟麟育有三个儿子，但是谭钟麟本身便是晚清的显贵，旧的礼教等级观念非常严重，不但作为家庭成员的女人地位有别，连所生子女已由嫡庶之分：平日用膳，妻可入座，妾则只能立着而食，如果没有生育的小妾，则只能够在杂厅中用餐。谭延闿的母亲因为是谭钟麟的小老婆，长期未能够取得与其父同桌而食的权力，谭延闿以十五岁的年龄中得秀才，比他的两个哥哥要早的多，所以在谭延闿回到福州后，谭钟麟才向全家宣布：“李氏夫人可以入正厅就座用膳。”
“听闻谭文卿给户部尚书翁书平送了五万两银子修园子专用可是真的？”慈禧太后不经意地问道。
正如谭钟麟说的那样，没有等几天，他们便收到了慈禧太后的信件，信中对谭钟麟大加褒奖，户部尚书阎敬铭也来函，象征性的订购了一万两银子的戒毒丸——这是户部尚书阎敬铭强烈要求的，用以给京官戒毒所施用，他还向全国各省督抚号召订购戒毒丸，在自己辖下的地区进行戒毒行动。户部因为筹备慈禧太后寿辰，现在银钱非常紧张，阎敬铭已经多次受到慈禧的警告，一万两虽然在一般人的眼中觉得户部尚书有些小气，但是能够在这个时候他还能够拿出一万两白银来购买戒毒丸已经实属不易了！
这显然是“母以子贵”，谭钟麟才放宽了宗法仪范的尺度，这对谭延闿来说也是极大的震动，毕竟现在在这具身体中的“人”，是从百年以后的中国穿越而来的冯文郁，他早就听说过所谓的“礼法”，却没有想到居然这么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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