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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时机，若是因为军事实力不足以应对外国干涉，那还不知道要拖到什么时候才会碰到更好的机会。
那些东度日本希望引进日本的经验来用于中国的有识之士，谭延闿是非常赞赏他们的心情，但是国家政治是非常现实的，而他也不希望将日本的冒进引进到中国。“反正都要当学生，要学就学最好的，能够当徒弟为什么还要选择当徒孙？！”这是谭延闿最简单的想法。
光绪皇帝以王照奏折事件为发端，第一次果断的行使了自己皇帝的权威——将礼部满汉两位尚书、四位侍郎全部罢免，授裕禄和梁启超的妻兄李端棻等六人为新的礼部尚书和堂官，又赏王照三品顶戴以示激励。这一人事任命在朝中一石激起千层浪，所有人都不禁为之感到惊异——礼部尚书已经是朝廷二品大员，在以往光绪皇帝是没有二品大员任免权力的，况且就算有这个权力，一次性罢免如此多的官员，基本上瘫痪一部职能，这岂不是儿戏？光绪皇帝的任免命令惹得众意纷纷。
光绪皇帝一纸谕旨将这些衙门来个一锅端，明里确实是一个非常明智的圣旨，可惜却砸了不知多少满人权贵的饭碗还有进身之路——如果一些满族子弟在这些衙门表现不错的话，他们可以借此通过这条路走上更高的权力角逐场，可谓是进可攻，退可守，不用像汉人那样参加科举考试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本质上光绪皇帝撤销这些无用的衙门，和废除科举考试并没有什么区别，甚至是尤有过之。
新上任的裕禄、李端棻面对礼部的这种情况一时间都不知道该如何办是好，只能一家家的上门去安抚被开革的官员，除去礼部侍郎增广汉还比较开通之外，其余的皆碰了钉子——人说升官发财最荣耀，裕禄和李端棻在这次事件中才是最冤枉的，无端的承受了巨大的压力，至于同样升官的王照则被全体礼部官员所孤立起来，境遇更是糟糕透顶。
谭延闿也许可以想象到礼部非常热闹，但实际情况远比他所预料的要热闹的多。怀塔布出身正蓝旗，在得到自己被罢免的谕旨之后，自然是怒气冲天，暴跳如雷，在礼部堂官面前大骂王照一通，将镶着红玛瑙的钉子一扔拂袖而去。相对于怀塔布的暴烈反应，七十多岁的许宝骙则平静的许多，默默的带着两个随从在礼部收拾了一下，便和众多同僚一一拱手告别，王照也上前打招呼，结果许宝骙拂袖而去，王照则非常尴尬的立在那里半天没动静。
想要用杨度至少还需要一年的时间，这会谭延闿算是指望不上的，杨邺和郭正的长处是对宪政和民主政治方面，他也只好将就着使用了。如果别的官员若是知道谭延闿大叹人才不够用的话，那真是不知道该作何感想，其实处于新旧交变时期的中国就是这样，人们的思想变化非常快，但是谭延闿的要求又是如此之高，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这没有什么让人感到费解的，只不过是正常反应罢了。一般而言变法总要涉及到人事任免，不要说是礼部尚书、侍郎，就算现在罢免几个军机大臣，我也不会感到有什么惊奇。你们看看这些被罢免的人，怀塔布是满族权贵，有名的排汉先锋；许宝骙已经七十多岁了，不过是混吃等死荣耀退休的老臣……至于礼部四侍郎虽然说不上是年迈老朽，但对变法都并不热心，若放在平时也就罢了，只是现在非常特殊时期，他们被罢免一方面是因为不肯替王照递奏折，更重要的是被两位满汉礼部尚书所牵累所致……”谭延闿对赶来商议的杨邺和郭正不以为然地说道。
“这两个人还是太嫩啊！若放在沈静身上，最多只是来说说，这场人事任免背后所涌动的激流肯定瞒不过他，而杨邺、郭正对于官场的洞察力比沈静可是差了不少……”谭延闿心中多少有些失望，人才难求，郭正、杨邺是人才，但属于光绪皇帝所需要的那种新政人才，自己也同样需要，不过他们两人来面对今后越来越多的官场争斗，却有些不合用。
谭延闿对于杨度的期望值还是非常高的，他将杨度推荐给王闿运，杨度本人对此还是非常满意的，因为王闿运是名满天下的大家，能够拜到他的门下去学习，对于一个年轻士子而言具有很大的诱惑。以谭延闿对王闿运的了解和杨度的心气，王闿运是不可能将杨度弄成一个书呆子的，十有八九杨度还会走他的幕僚老路。将杨度交给王闿运去培养这还不够，谭延闿还打算安排杨度前往欧洲游历，这种打算已经在和杨度的往来信件中已经说明了，杨度本人也正在学习外语。
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刘光弟、杨锐等人的官衔提升并不会引起多大的波澜，因为所有人都能够料到光绪皇帝要行变法，不提升几个人的官职是不行的，况且提升官职还没有进入二品大员这个“警戒区”，五六品的小官在大清官场如过江之鲫，多如牛毛，这不会引起多大的震动。
十年前日本皇室为了组建海军节衣缩食，甚至连皇后的脂粉钱都捐了出来，同时期的中国却忙着操办慈禧太后六十大寿。两国皇室相差如此之大，除去个人感情因素，任何一个非中日两国本国国民在看待两国命运的时候，都会投日本一票，若日本不胜实在是太没有天理了。
王照的奏折便成了光绪皇帝发难的开端——广开言路是变法维新中重要的一环，而像礼部这样满汉两位尚书、四位侍郎不肯为王照代为呈送奏折，这本身就是对《定国是诏》的公然违抗，这是抗旨不遵！今天礼部出现抗旨不遵，明天吏部、户部等其他各部也就会出现违命，必须对礼部的这些“老朽”进行严惩，才能够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搓一搓那些“老朽”的嚣张气焰。
谭延闿对于现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广为流传的“透过日本看欧洲”的看法并不以为然，日本根据自己的国情来仿效西方进行现代化改革，这确实是令人非常赞赏的，先不论日本如何，这种方式首先是正确，可是中国却不能仿效日本——日本有日本的国情，而中国自有中国的特点，不说别的，就两国皇室对待国运的态度就天差地别，哪能生搬硬套？
在这个时代，一个有能耐的人有野心这并不稀奇，每逢中国历史大变革时期，有野心、有雄心的人犹如过江之鲫，这很正常，更何况现在的中国已经不是关起门来兄弟打架的时代了，中国所要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和世界紧密相连，而艰难的中国复兴之路也注定和现代化工业文明紧密相连。这也就是谭延闿为什么要求他所重用的幕僚一定要有前往欧洲、美国去走走看看的缘故——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捧着四书五经长大的知识分子，想要扭转他们固有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是很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