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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没想到居然党内参政员居然会起来发难，有的手足无措的感觉，急忙替自己的心腹爱将辩护：“陈诚只是中途接手来收拾残局，当时形势已经想到糜烂，我军无论是兵力还是火力都远逊于对手，而日军又有强大的空中支援，换谁去都是这样的结果，不能因此责难他！”
他的话音刚落，席间就响起此起彼伏的喊声：“不杀陈诚，无以谢国人！”
出乎最高统帅预料的是，他的演讲刚刚结束，一名河南参政员就站起来说道：“抗战形势已经如此艰难，可是却有些高级将领不顾民众死活，一味横征暴敛，使老百姓对政府怨声载道，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说完之后，这位代表没有理会蒋介石越来越难看的表情，说道：“我们河南民间现在有种说法，说河南有四害——水旱蝗汤！前面几害我不用说大家也能猜出个大概，可是最后面这一害就很少有人知道了！”
然而，随着战争规模的持续扩大，军费开支急剧增加，占到整个国民经济的百分之五十以上，尽管海外华侨每个月都有高达八百万元的捐款支援，政府的财政赤字仍然居高不下，单是四川省1941年度的预算赤字就达到九千万元之巨，而同期的四川全省的财政收入也不过六千八百万元；旷日持久的战争造成了大片国土的沦丧，很多不愿意做亡国奴的民众纷纷跟随政府西进，造成了规模巨大的难民潮，再加上要负担将近两百万军队和大量政府工作人员的消耗，后方粮食和日用品供应日渐匮乏，从而导致货币贬值、物价飞涨，政府面临着相当大的困难。
按照会议日程安排，行政院长孙科首先代表国民政府做工作报告，他在报告中指出：随着战线趋于稳定，旷日持久的内迁行动宣告结束，在政府优惠政策的照顾和财政支援下，国统区的工业、农业、教育、交通运输都取得了很大的发展，政府的财政收入也相应大幅度提高，使大西南成为抗战的坚实基础，有力地支援了前线军队对日作战。
这时候，一名国民党参政员站起身来，大声说道：“宜昌失守，导致重庆门户大开，抗战形势因而变得异常严峻，国军和政府也因此饱受国人诟病，因此必须要有人负这个责任！陈诚作为指挥官，难辞其咎，我提议给与必要的惩戒！”
在参政会议召开前的几天时间里，国民党元老中的开明人士、第三党、青年党、民主同盟、国家社会党等不同政治力量的代表纷纷登门拜访，把孙百里和福建参政员们搞得应接不暇，每天都要不停地表明自己的立场，并把福建地方政府和民众的愿望逐一说明，以寻求最广泛的支持。与此同时，重庆的各大报纸全部把焦点汇集到即将召开的参政会议上，每天用最大的篇幅来进行相关的报道，孙百里作为最年轻的绥靖主任和战区司令，以及经济实力最强大的地方势力的代表人物受到格外的关注，照片开始频繁地出现在报纸上面，对很多问题的看法也在民间引起不小的反响。
短暂的停顿之后，参政员解释道：“旷日持久的武汉会战结束之后，遗弃在广大战场的枪枝、弹药和各种武器不计其数，当地青壮年随手可捡几杆枪，于是，这些有了枪的人们便纠合起来，纷纷拉队伍、建组织。一时间，中原大地群雄并起，各种武装团体如雨后春笋般从两军大牙交错的中间地带冒了出来。大的纠合成几千人到几万人，中的几百人到千把人，小的也有几十人。这些武装虽然大都扯起抗日救国的旗号，可是真正敢和日军较量的倒没有几个，相反，为了解决部队的补给问题，打家劫舍、拦路抢劫、绑票勒索的事情没少干，再加上原来就活跃在中原地区的土匪兴风作浪，把河南民众搞得苦不堪言。第31集团军进驻以后，立即大肆扩军，把这些武装全部收归旗下，但是却有不加约束，使他们更加有恃无恐地为害一方，不断以政府的名义派捐税派粮食，最严重的地方家家户户的门框上都贴满了催缴的条子，民众稍有不从就拳脚相加，甚至残忍杀害！试问一下，这样的军队和日军有什么区别？难道就不怕把民众赶到汪精卫那边去吗？”
国民政府为了改善经济状况，采取了以下措施：以特种矿产和农产品为抵押，向英美俄等国借款，以满足军队的作战消耗；制定战时经济政策，采取多种措施刺|激工商业发展，安排难民屯田垦荒，增加粮食供给；修筑公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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