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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君劢的发言结束之后，参政员们围绕国民大会闭会期间是否需要设立常设机构进行发言，国民党参政员和其他各派参政员展开激烈辩论，一时之间，会场上唇枪舌剑，火药味越来越浓。论战的焦点，集中于对权能划分的理解上。国民党方面认为《修正案》赋予议政会的预算、决算、宣战、媾和等权不能算政权，因为这些在总理遗教上是找不到任何根据的。同时指责起草者对《五五宪草》相关条文的删节和修改，都是着眼于国民大会议政会的增设，凡是无碍于议政会职权的都勉强听任存在，与拟增设议政会的精神和作用有所抵触的，就一律删除，完全是立场决定态度，这样先入为主的做法是非常不负责任的表现。《修正案》支持者则一再说明他们根据的也是孙中山遗教，并未反对政权治权分开的原则，但认为议政会的权力属于政权而不属于治权。
在张君劢做报告期间，国民党顽固份子纷纷写条子递上去，表示抗议，其中一位国民党参政员竟然直接从座位上站起来破口大骂，不仅使在野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寒心，就连旁听席上的国民党开明分子也摇头叹息，表示愤慨。
眼看着凝聚着参政员们无数心血的《修正案》就要陷入束之高阁的境地，孙百里再也按捺不住心头的怒过，用力一拍着身前的桌子，当参政员们的目光全部被吸引过来之后，他立即长身而起，大声说道：“蒋委员长、秘书长、各位参政员，我想请教诸位一个问题：究竟是国家利益、民族利益重要，还是党派利益重要？”
这时候，蒋介石一反前几天的温和态度，公开对《修正案》当中限制政府权力的规定表示不满，他铁青着脸说道：“修改宪法，必须适合中国当前的国情，并且与总理的五权宪法相符合，这是必须遵循的两个原则！然而，起草者们显然没有考虑这些，直接照搬欧洲的议会政治模式来制定宪法，完全违背了总理遗训。所谓设立国民大会议政会的提议更是荒唐——现在中国正处于战争状态，前线的形势往往瞬息万变，而议政会却严重束缚政府的行动，必将导致严重的损失。我实在想不通，劳动这么多学者专家，居然制定出这种不能施行的制度，真不知道他们是如何工作的，他们的责任心又在哪里？”
与会者都没有想到蒋介石的态度居然会急转直下，会场顿时陷入短暂的沉寂，秘书长王世杰急忙请蒋以议长身份提议将各种意见并送政府，以缓解现场尴尬的气氛。
孙百里没有等待别人给出答案，而是用沉痛的语调继续说道：“自总理创立民国到现在，已经过去了整整三十年，可是国家依然是一片散沙，民众依然生活在贫困之中，造成这种状况的最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实际控制中国的各方力量之间缺乏信任！尽管如此，当日寇全面入侵之后，大家还是竭尽所能地团结在国民政府的周围，一致对外，进行全民族抗战，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局面，是因为大家都能够以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为重——不管是国民党、共产党、第三党、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还是像福建、广西、山西等地方实力派，无论大家的政治立场有多么大的差异，但是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深爱着自己的土地和人民，并愿意为之付出生命和鲜血！”
最后，国民党参政员提出建议，主张将国民大会的会期改为每年一次，坚决反对设立国民大会议政会，在野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则力主维持原案。激烈的争吵和辩论持续了整整一天，由于双方各执一辞，始终无法取得一致意见。
1941年3月12日，参政会议首次就《五五宪法草案修正案》举行提案讨论，蒋介石亲自担任会议主席。
然而，事实的发展却出人意料——行政院长孙科首先向大会详细报告了《五五宪草》的起草经过，特别申明完全是按照总理的三民主义和建国大纲来制定的，尽管他承认不应该墨守条文，却声称这部宪草大体可采用，并且具有过渡性和进步性，因而给热心支持《修正案》的参政员们心头蒙上一层阴影。
《修正案》在国民大会与国民大会议政会的关系上，做了非常重要的调整，赋予国民大会六项职权：选举正副总统、立法院正副院长、监察院正副院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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