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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消息！好消息！”刚见到周卫国，曾向东就兴奋地说道：“周老板，我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已成功突破国民党反动派长江防线，目前正分东、中、西三路向长江以南进军。用不了多久，就能打到苏州了。”
接下来的几天，毛泽东又分别会见了邵力子、章士钊、黄绍竑、刘斐、李蒸、卢郁文等南京代表团成员，再度重申了中共对和谈的诚意。
当日，在听取了黄绍竑和屈武的汇报，看完《国内和平协定》正文后，李宗仁沉默不言，白崇禧则大光其火。
至此，国共北平和谈正式宣告破裂。
那卫兵班长却死活也不敢收周卫国的钱，还赶紧打发一名卫兵进岗亭打电话向刘志辉的副官请示，不一会儿，那卫兵就从岗亭里跑了出来，谄笑着说道：“旅座有请周老板。”
对于这个结果，周卫国唯有苦笑。
4月15日，中共代表又与南京代表进行了个别交谈。当晚7时，周恩来将最后定稿的《国内和平协定》交给张治中。9时，国共双方举行最后一次正式会谈。周恩来对定稿的修正之点作了说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南京政府是一种协商合作关系；关于军队改编程序和人民解放军开往江南接收一部分地方政权方面，中共拒绝让步，维持原案；去掉草案中“反动分子”、“元凶巨恶”、“首要次要”等刺|激性字眼，实质内容无改变。当南京代表团得知协定中没有渡江条款时，顿觉惊喜交集。但周恩来却强调：“虽没有‘渡江’，却有‘接收’。其实，渡江根本不能算是一个条件，许多接收的地方都在江南。”最后，周恩来再三强调，这已经是定稿，是不容更改的。在本月20日以前，如果南京政府同意就签字，否则解放军就马上渡过长江。
几天以后，心情沉重的张治中从溪口返回，再次经过苏州时，却没有像去时那样在苏州停留，而是直接回了南京。所以他的溪口之行究竟发生了什么周卫国自然无从知晓，他只知道“南京政府和平商谈代表团”4月1日乘专机飞往了北平。
但国民政府真正的当家人蒋总裁显然无法接受中共的条件，4月6日，蒋介石向国民党中央党部做出指示：一、和谈必须先订停战协定；二、中共何日渡江，则和谈何日停止，其破坏责任应由中共负之。4月7日，国民党中常会通过蒋的和谈方针，坚决反对中共渡江。
中共的让步终于使得原本几乎陷入绝境的和谈“柳暗花明”。
在“个别对话”中，双方的分歧主要集中在“惩办战犯”和“渡江”两个问题上。南京代表除邵力子外，都表示“惩办战犯”这一条无法接受。原因很简单，本次南京政府的和谈代表就是“第二号战犯”李代总统派来的，怎么能同意惩办“第一号战犯”蒋公呢？中共代表在这个问题上则毫不退让，坚持必须惩办战犯。对于“渡江”问题，南京代表希望中共军队不过或暂缓过长江，中共则只答应和谈期间暂不过长江，但和谈后无论结果如何，都要过长江，并强调长江在历史上就从来没有阻止过中国的统一，这次仍然不会例外。
在中共“打”“拉”结合的策略下，南京代表团的态度终于有所软化，在两个关键问题上做出了一些让步：关于“惩办战犯”问题，南京代表团提出，战犯应受惩办，但不必正式提名，如赞成和平条款及对人民做出有益贡献者，可以酌情减少或撤销，反之，再列为战犯不迟；关于“渡江”问题，南京代表团认为可并入中共八项条件的第四条，签字后中共军队不必马上渡江，但亦不必拖至联合政府成立后。
这是自曾向东在苏州见到周卫国后第一次称他为“同志”，所说的话，也是他的肺腑之言，所谓“日久见人心”，越是在这种险恶的情形下，才越能真正看清一个人的本质，而周卫国的所作所为，无疑值得他信赖，所以他才会这么激动。
说着，顺手就递过去几块银元。
连续几日，双方的分歧都无法得到调和，从而直接导致原定4月5日开始的正式和谈被推迟。
周卫国说：“这个我明白，只是烦劳兄弟给刘旅长通报一声，就说我有急事找他。”
4月17日，张群携带《国内和平协定》飞赴溪口向蒋总裁请示。蒋看完协定内容后，拍案而起，大骂道：“文白无能，丧权辱国！”
周卫国当然能够理解曾向东此刻的心情，但他却没有多说，只是沉声说道：“请放心，我一定尽力而为！”
20日深夜，李宗仁、何应钦致电南京代表团：“综观中共所提之协定全文，其基本精神所在，不啻为征服者对被征服者之处置。以解除兄弟阋墙之争端者，竟甚于敌国受降之形式，且复限期答复，形同最后通牒，则又视和谈之开端，为战争之前夕；政府方面纵令甘心屈辱予以签署，窃恐畏于此种狭隘与威压作用，刺|激士气民心，同深悲愤；不特各项条款，非政府之能力所能保证执行，而由此引起之恶劣影响与后果，亦决非政府能力所能挽救。……希望中共方面，确认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之原则，对此项协定之基本精神与内容，重新予以考虑。”拒绝接受和平协定。
他自然相信刘志辉的为人，但事关重大，总是要慎重再慎重的。
曾向东说：“汤炳全这个人，八面玲珑，我们不能对他寄予太多期望。倒是你那个师弟刘志辉，他不但和你的关系很好，也不是国民党死硬分子，他手中的警备旅还是苏州兵力最多、装备最好、战斗力最强的武装，如果能把他争取过来，对我们的工作将有莫大的帮助。最关键的是，如果我们把警备旅掌握在手中，就不用担心汤炳全的态度了。”
卫兵班长立刻指挥部下打开了大门，显然他对这个结果一点都不感到意外。
李宗仁也于4月7日致电毛泽东，重申谋和诚意，并表示：“凡所谓历史错误足以妨碍和平如所谓战犯者，纵有汤镬之刑，宗仁一身欣然受之而不辞。至立国大计，决遵孙总理之不朽遗嘱，与贵党携手，并与各民主人士共负努力建设新中国之使命。”
曾向东点头道：“我同意你的看法。国民党反动派现在虽然已经一败涂地，但他们却还在做垂死挣扎。以他们的反动本性，他们一定不会甘心拱手将城市完整地交到人民手中，所以我们也要做好最坏的打算。上级今天凌晨已经给我们发来急电，要求我们尽全力阻止国民党反动派对苏州工业和生活设施的破坏。我这次来找你，就是和你商量这件事的。”
此次和谈开始时的形式，有别于任何其他谈判，采取的是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的建议，即以“个别对话”的方式，分别由一位中共代表听取一位南京代表的意见。“个别对话”的具体安排是：周恩来与张治中谈，林伯渠与章士钊谈，李维汉与邵力子谈，林彪与刘斐谈，聂荣臻与李蒸谈，叶剑英与黄绍竑谈。
南京代表团连夜对带有最后通牒性质的《国内和平协定》进行了讨论，在连番争执之后，终于达成了一致：和，南京政府吃不消；不和，南京政府更吃不消。两害相权取其轻，自然只有求和了。决定接受《国内和平协定》后，南京代表团于4月16日派黄绍竑和屈武带着协定返回南京请示。
曾向东走后，周卫国立刻赶往刘志辉家，却没有见到刘志辉，听刘母说，刘志辉一早就去了警备旅，到现在还没回家。
“千古兴亡多少事。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对此，中共迅速做出反应，于13日宣布结束非正式谈判阶段，进入正式谈判阶段，同时将已拟好的《国内和平协定草案》提交张治中。《协定草案》虽没有列出战犯名单，也没有规定国民党军队整编人数和期限，而且同意南京政府在联合政府成立前继续存在并暂行职权，同意吸收南京政府中若干爱国分子参加新政协和联合政府；但在前言中却历数了国民党自1946年以来在美国帮助下破坏停战协定，发动全面内战和实行各项错误政策的罪行，并要求南京政府必须对此负全部责任。正文内容更是充满了对国民党及南京政府的蔑视和命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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