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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之发展进步，由如平地起高楼，而盖房建楼之关键在于基础。基础不实，纵然楼高千丈，也早晚会在瞬息之间轰然而塌。而我大明当建万世之基业，这基础需得扎实无比。我中华之基础，自古以来就是农业，民以食为天，国以农为本……”
而且，家庭农场其实是一种资本主义的农业生产方式——只存在雇佣劳动，不存在封建人身依附。在19世纪中叶的中国，大量存在于农村的富农和中小地主其实就是类似的存在。而统治乡村的士绅地主则是家庭农场大发展的障碍，士绅作为乡村的实际统治者，压迫的不仅是贫下中农，也包括比较富裕但是在政治上没有地位的殷实之家。
更麻烦的是，到了1900年以后，大明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会降低下来吗？如果再保存这样的高速增长，那么15亿、18亿甚至是20亿人口恐怕也会很快达到。到时候大明帝国的资源、土地又得紧张起来了。
“自然是进城，以工商为业了！”朱济世心中早有谋划，“中原汉地18省之人口，应该尽可能控制在4亿左右，其中农人1亿，工商之民3亿。因而在未来20年，我大明应该扶植百亩农庄，应该扩建城市商埠，应该持续不断鼓励民众迁往边疆以及美洲新大陆之加州王国、新日本王国！”
“皇上，汉地也要扶植百亩之农庄吗？”左宗棠微微摇头，道，“汉地人多地少，可耕之地不过12万万亩上下。如果都是百亩农庄，最多就是1200万个农庄，以每户5人计算，不过6000万农人。即使算上以桑植、手工、商贩、畜牧养殖和捕捞为业者，汉地乡村之民最多也就是1亿之数。余下的3亿多人该去何处？又该以何为业？”
左宗棠和罗泽南听了这话也对视一眼，都连连点头表示赞同。左宗棠操着他那口湖南官话大声道：“皇上所言极是。我们内阁的农林部这些年也想了不少办法帮着大明的农人增加收入，只是农人太多，土地又薄，能够温饱已经不易，终究比不上工商之民。”
根据后世的经验，人口增长率的放慢往往是和城市化率的提高，以及人均受教育程度的提升，还有整个社会竞争的激烈程度有关。而城市化，往往又意味着更大的竞争压力和更容易接受教育……说穿了，也是个让人民不得休息，终日劳碌的损招。不过朱皇帝却打算采用这个办法来缓解人口过快增长的压力，以确保大明皇朝在自己闭眼以后可以长治久安。
罗泽南也道：“皇上，我大明农人有数万万，可耕之地目前登记在册的不过25万万亩，已经包括各个属国的田土。虽然东北、西北、南方之土还广有未开垦之地，但是30万万亩当是上限了。30万万亩耕地分给5万万之农人，人均也就是6亩薄田，衣食纵然无忧，想要富裕之怕也不能啊。”
而城市化的基础，在朱济世看来，恰恰是一个繁荣富庶和高效的农业。只有30%左右（眼下用3%的农民供养97%的市民是不可能的）农民能够承担起供养70%城市人口的重任，大明的城市化率才有可能达到同英法德相当的地步。
朱济世微微一笑：“罗相，朕的想法是让2万万之农人耕种30万万亩之土地。平均该有15亩地，以5口之家计算，一户农家应该有75亩到100亩土地。因而朕打算扶植的家庭农场，目前的规模就在100亩左右。”
一直以来，朱济世一直有一个错误的观念——种地应该是一门专业，一门很有“钱途”的专业，需要一个有活力的农民群体全身心地投入，而不是农民工的副业或者是农村老人们的晚年生活。这其实和他少年和青年时代的见闻有关，他虽然是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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