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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浮出有些玩味的笑容，“不一定非得是民意党，但肯定是土地与自由社分出来的党派，比如俄国社会党、俄国社会革命党之流。总之，肯定是些和沙皇为难的人物。”
朱国雄顿了一下，端起一杯清茶品了一口，“而在儿臣看来，俄国的农村公社最大的问题还是一户一票的普选权……俄国的农村公社基本实行自治，公社管理者都由投票产生，而且没有财产限制，实行的是一户一票，和东华的农村还有咱们早先的集体农庄都差不离了。但是东华农村和我们这里集体农庄是没有贵族地主来收租的，而且远比俄国的农村公社要富裕。农人都是拥护朝廷的，再怎么投票也不会把民意党人选上台！”
因为土地公有（公社或集体所有）和定期重分，使得俄国农民总有一小块土地可以耕种，只有不是太懒，总可以糊口。但是这种制度让俄国农民人人有地可种的同时，也极大的阻碍了资本主义大农业在俄国的产生，同时也延缓了俄国人向西伯利亚移民的速度。由于土地是公社所有，还要定期重新分配，自然无法集中起来形成大农场。而且俄国政府出于社会稳定考虑，还禁止农民退出公社，自然也就大大限制了城市化和移民开拓西伯利亚的速度。
同时，大明议会又在《百亩农场促进法》中规定，凡是由政府提供优惠贷款所形成的“百亩连片（含以上）农场”，也必须作为一个整体继承或出售，不得再行拆分。而在东华、西华、暹罗这些向移民提供免费土地的华夏诸国中同样也有类似的法律规定，以保证土地的规模经营。
因为凡是经营过土地的人都知道，大块连片土地的经营管理成本要比细碎土地低廉许多。而且也容易用轮作法保持土壤的肥沃程度，避免过度开垦。
但是在人地矛盾并不突出，甚至算得上地广人稀的俄罗斯帝国中采取这种“平均主义土地政策”就显得非常古怪了。亚历山大二世和他的朝廷如此行事的唯一理由，大概就是想追求一个永远稳定的俄国农村。
“人人有地种不等于人人都能种好地，”朱国雄把玩着一枚棋子，叹口气道，“十个手指头还有长短，何况是人呢？即便20年前都是一般的穷棒子，现在也有了贫富强弱。咱们在东北、西北那些地盘上搞的集体农庄，现在不也大多变成了一个个私人农场？”
虽然同样的问题后世的中国也是有的，但是并没有造成社会不稳，而且土地公有和后来的国有还为政府带来了巨大的财政收入，成了各地城市化建设的助推器。但是俄国的“联产责任承包”制却有两个致命的弱点。
朱国雄的象棋下得很好，自然知道这个道理，在占优的情况下仍然全神贯注看着棋盘在算步子，听到父亲的话，只是冷冷一笑：“沙俄肯定要完！绝对支撑不到亚历山德拉女皇嫁人的那一天。”
当沙皇有意将未来的俄罗斯女皇嫁给罗马帝国继承人的消息，传到大明太上皇帝和皇帝两人耳中的时候，两人正对坐在一张坐榻上，悠闲的下着中国象棋。从棋盘上看，朱国雄明显占优，多了一马二卒，不过朱济世却占了先手，未必没有扳回来的可能——这象棋的胜负可不是比棋子多少。
朱济世也知道俄国农村的“联产责任承包”制，作为一个21世纪来的中国穿越客，当然晓得这套农村土地和管理体制的优越性和些许不足之处。这种由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所创立，后来又在中国改革开放中发扬光大的土地和农村管理制度的特点，简单概括一下就是“维持稳定的小农经济”。
朱济世本来在看棋盘，听到“遗留问题”才抬起头来瞅着儿子，“皇儿，你说的遗留问题是指他们的农村公社体制？”
朱济世看着儿子，“雄儿，你就那么肯定？如果拿破仑四世暂时不要君士坦丁堡和俄属小亚细亚了，俄国应该有些机会吧？”
朱济世沉吟着点点头，“拿破仑四世的妻子在去年就又怀上了，如果是个儿子将来正好配这个亚历山德拉女皇……就是用50亿金法郎当聘礼，能娶到俄罗斯还是划算的。50亿金法郎难道还不足以抵消宪政改革的不利影响？”
比如在集体农庄出现瓦解的苗头之时，大明议会就在朱济世的授意下通过了《集体农庄解散法》。规定集体农庄只能被拆分为落干个100亩以上，土地连成一片的农场，而且不得再进一步拆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