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节 袁世凯的心事（二）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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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帮书生总是自以为是，在他们眼里，政变也是那么简单，只要自己给新军下达命令即可。真是可笑之至！且不说他们的主张是否被自己接受，就算自己愿意出兵，那也得将士用命才行。北洋新军中忠于朝廷的人不知有多少，远的不讲，号称新军三杰之首的王士珍就是彻头彻尾的忠于朝廷的人。一旦风声泄露，自己就是灭族的大罪！亏得当时自己沉得住气，没有答应那个湖南书生谭嗣同的煽动。

    袁世凯脊背上的汗立时便下来了，我的天啊，皇帝的一举一动都在太后的监视下呀。但他真的不记得回答光绪的原话了，好在慈禧替他说了，“猴崽子，你说的是‘一息尚存，必思报效’对吧？”慈禧冷笑数声，“图效大清朝廷，整顿陆军，原是对的。但皇上也太觉匆忙，我疑他别有深意，你须小心谨慎方好。下去吧。”

    王士珍说抱犊崮值得注意，袁世凯可不那么看。彼处久为强人出没之所，值得动用正规军舍弃地利上山与土匪厮杀吗？曹锟蒙山一役，总的思路是对头的，那就是将匪人赶下山去再打。如果那伙强人真的是抱犊崮的，不妨暂时让他逍遥几天，等将山东彻底掌握，再慢慢收拾几个山贼不迟。袁世凯的心思转到了山东政局上，这是他爬上下一个阶梯的基石，必须踩的稳稳的。山东的问题是什么？义和团！越来越失控的义和团！

    袁世凯还是告密了，但初五前告密和初六告密却有着重大的区别。初五前完全是卖友求荣，但初六后就出于自保了。

    当时真是千钧一发啊。亏得自己将谭嗣同的谈话全盘报告了荣禄，取得了荣禄及慈禧的谅解。虽然他在维新一事上有罪，但关键时刻站稳了立场，犹可造就。另外就是，荣禄一直很欣赏袁世凯，有荣禄在慈禧面前说项，袁世凯人生中的一大难关就此有惊无险地度过了。

    袁世凯一到山东就任，就感觉到了山东，特别是鲁西南一带义和拳势力的蔓延到了难以控制的地步。在与几个助手商议后，袁世凯果断发出了“禁止义和拳匪”的明文告示，派出新军分赴四方，抓捕会首坛主，解散各种形式的聚会。在袁世凯看来，义和团的所作所为简直可笑之极。

    现在决不能让朝廷察觉武卫右军在山东战败，何况，王聘卿说的对，我们就是胜了嘛。至于他说的第一点，袁世凯倒没有放在心上，曹锟还不足以动摇军心，这支自己一手训练的部队，自己是绝对可以掌握的。

    袁世凯喝令将刚才开枪的士兵们关起来审问，果然这帮被义和团买通的兵丁是拔掉了弹头开枪的。袁世凯严厉处罚了那几个“托”，这件事彻底让袁世凯认识到了义和团的欺骗性，对义和团的立场彻底转向了镇压与取缔了。

    必须严惩这个饭桶！袁世凯喊进卫兵，让其将王士珍找来。

    戊戌事变后，慈禧任命荣禄为钦差大臣，节制北洋各军。荣禄将京畿军队改编为武卫军，辖五个军，以聂士成的武毅军驻芦台为武卫前军，董福祥的甘军驻蓟州为武卫后军，宋庆的毅军驻山海关为武卫左军，袁世凯的新建陆军驻小站为武卫右军，自己另募万人为武卫中军。

    八月初七，杨崇伊携带荣禄写好的密折急返京师，慈禧太后大惊，于是在初九再发上谕，逮捕谭嗣同等人，大肆搜捕维新派。这个时间差，也足以佐证袁世凯在初五晚上并未说出谭嗣同的密谋。

    在等候王士珍到来的空当，袁世凯继续思索着。他清楚，朝廷之所以将自己外放至山东成为封疆大吏，和义和拳的暴乱有着直接的关系。据说美国公使康格便对直隶山东的地方官吏纵容义和拳的态度深为不满，要求朝廷将毓贤撤职，派遣能够严厉对待义和拳的官员到山东主政。自己的前任毓贤和前任的前任张汝梅，一个满人一个汉人，都在义和拳问题上犯了错误，错误就是都用“抚”的策略，虽然毓贤是满人中少有的清廉干员，西太后也非常欣赏他，但是碍于洋人，还是将毓贤调任山西巡抚，而将一向态度鲜明主张“剿”而不是“抚”的自己派至了山东。

    这些惊心动魄的往事袁世凯一直不堪回首。事实证明，他的所有行动都在荣禄那个老奸巨猾深得慈禧信任的家伙的监视中，借口各国兵轮游弋大沽口外，要自己立即返天津布防，将自己调回了天津，随后即派聂士成的武毅军五千人进驻天津，切断了自己与北京的联系。而董福祥的甘军也进驻北京。聂士成与董福祥都是绝对忠于太后的！

    之所以派自己来山东，是因为义和团闹的洋人们恼火万分，对包庇拳民的巡抚毓贤深为不满，强烈要求撤换毓贤另选贤能。鉴于德国和英国人的压力，朝廷不得不将毓贤调回京而派了自己带武卫右军进山东。为什么带兵来，就是因为义和团势力已成啊。

    就清帝国而言，算得上精通军务尤其在军事教育上下了大工夫的袁世凯知道军官对于一支部队的意义，军官与士官，是一支军队的骨骼和血脉，不是数字的叠加，不是随地补充几百大字不识的农民就能弥补的。精研历代战争特别是明末剿匪战争与平定太平天国战争的他深知，农民军的做法就是裹挟大量的无知愚民投入征战，胜则一哄而上，败则顿作鸟兽散。太平军与曾侯的湘军比，几乎每场战斗都在人数上占据绝对优势，但硬是打不过控制严密训练得法装备精良的湘军。自己的新军别看只有区区七千余众，但那都是经过精心训练的精锐，是自己扩军的本钱。扩军是当然的，而且已经做了。天津处于朝廷的鼻子下面，总是顾虑太多，现在牧养一方，总算有了大展身手的机会，但是狗日的曹仲珊，竟然在蒙山一役就折损了五百人！这还不包括伤兵！如果这样的仗再打上几仗，自己一生所聚之心血将付之东流！

    袁世凯最后站对了队，朝廷当然要奖赏他。授予他山东代理巡抚一职就是对他的奖励。山东不设总督，他这个署理巡抚就是最高首长，足以让他大展抱负了。剿灭已经让洋人深为不满的义和拳，严厉限制非法结社。当然占山为王，打家劫舍的响马就更在严厉打击的范围中了。

    这种说法流传甚广，其实有很多不合情理之处：其一，不能高估当时铁路交通的能力，当时天津到北京的蒸汽火车的运行要调动各个机关衙门，沿途各站还要配合。就算荣禄得知了维新派军事政变的计划，也不可能在几个小时之内调配好整条铁路线的人员和物资并开出专列，在天亮前赶回北京。其二，宫廷制度的规定让荣禄不可能在深夜闯宫去见慈禧。而且，慈禧当时已归政光绪，退居颐和园颐养天年了。她不能随时随地、直接无碍地接见朝臣，更不要说是在深夜接见了。其三，慈禧在八月初六发动宫变收回权力时，给康有为安的罪名是“结党营私，莠言乱政”，并无军事政变的罪名。假如有这么一条，康有为就不是“交刑部按律治罪”了，而是灭族。

    看过曹锟的军报，王士珍稍一思索，便提出不赞成严惩曹锟，而应当褒奖他。王士珍的理由有三条：第一，就成于小站的这个军官团体，曹锟的资历算是浅的。但这个背后被人叫做曹三傻子，人前多被称作曹三哥的前布贩子很得军心，大概是曹锟具备一种用人不疑的气度。严惩曹锟，对于正在急剧扩大实力的武卫右军的士气是一个损害。其次，咱们出兵山东，朝廷正在看着，戊戌年的事情，怕是没全完，尤其是在荣禄那边。荣禄是武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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