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起因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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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必须自己解决。好在目前掌握了一个省份，而这个濒海省份有德国和英国两股势力，凭着袁世凯的关系，朝他们买些武器弹药还不成问题。这样一来，一直耽搁到春节过后，对于沂州方面的补充才告完成。过年期间，袁世凯在济南召开了针对蒙山军的军事会议，决定以曹州部队为主力，一路出藤县，一路出邹县，分两路压向贼巢，而沂州兵则以费县为基地，堵死贼军东进的路线。将贼军合围在以郑家庄为中心的山区，务必全歼。

    变法是在不改变执政者的前提下改变其政治制度。中国自秦汉以来，搞变法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王莽，另一个是王安石。王莽尤其成为千古罪人，政治小丑。就算是人品高洁的王安石，在其后世的主流评价也不高。所以，没有人敢谈变法，更没有人敢变法。康有为深知，不从思想上解决这个问题，就不可能实施变法。所以他写了一篇《孔子改制考》，鼓吹中国士大夫的精神支柱孔夫子是改革家，孔子作《春秋》的目的就是改革法制，《春秋》的真义在《公羊传》里可以看出来，《公羊传》里讲“通三统”那就是说夏商周三代的法制并无延袭，各代都是因时制宜。《公羊传》里又讲“张三世”，那就是说，以专制政体对乱世，以立宪政体对升平之世，以共和政体对太平之世。

    康有为生于咸丰五年（1855年），康家自他往上，好几代都是读书人。康有为的家教和他的授业老师朱九江传授给他的知识，不仅预备他能应考求取功名外，特别注重中国政治制度的沿革和所谓经世致用之学。康有为不懂任何的外国文字，在他被朝廷通缉前也没有出过国。但他去过上海、香港，看到洋人行政的整齐规范有秩序，受到很大刺|激。他觉得这种优美的行政制度必有思想和文化的背景的源泉。可惜那个时候国内还没有系统介绍西方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的书籍，他所看到的不过是江南制造局和教会所翻译的初级程度的天文、地理、格致、医药、兵法一类的书籍，但康有为极聪明，善于举一反三，因小而知大，在他的学术中别开一境界。

    政权以各种形式展现着它的存在，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军权。因为国家是一部最高形式的暴力机器，体现国家意志和维持国家形式的终极力量是军队而不是文人，再好的思想也必须用武力来保证实现。大清遭遇的失败起因当然是军队的无能，倘若甲午之战打胜了，康有为变法的主张甚至自己也不会提出来。

    力量必须用利益得到保证。这是很残酷的现实，愿意用热血去寻求理想的毕竟是极少数人。

    “让谁做皇帝，不是我们外臣应当关心的事。先将这股贼寇灭了再说吧。他们竟敢打出蒙山军的旗号，这就不是一般的贼寇了。秀山无能，诚可恨也。”袁世凯的目光变的阴冷起来，李纯战败的消息是遮不住的，现在要做的，就是在太后关注此事前将事情摆平。

    这次袁世凯下了老本，集结了武卫右军的主力，动用的兵力超过了四千人。

    庚子年前后朝廷发生的变故，注定为这个腐朽的帝国乃至后世带来深刻的影响。但这一切都起因于两年前的戊戌事变，事变的主人公之一是广东人康有为。在盛唐时期曾是被贬官员流放地的岭南，在千年后却成为开风气之先的地方，研究中国现代史的人总会格外注意到，自同光至清亡，载于史籍的广东人极多。

    但是他竟然意识不到这点。等到事情危急，可怜的光绪皇帝让他的同党携密诏求援，这帮人方想起向手握军权的袁世凯求救，太晚了！

    康有为没有意识到，他所依赖的皇帝其实是个傀儡。他也没有意识到，任何一项改革都需要深厚的基础，这个基础就是自己依赖的力量，经济上的，政治上的，更重要的是军事上的。

    袁世凯将这封信只给一个人看了，那就是他的多年铁哥儿们徐世昌。徐世昌沉吟良久，“慰亭，姓赵不是问题，不过是花点银子罢了。蒙山贼也不足为虑，待太后垂询此事，怕是我们已经拿到那个叫龙谦的人头了。倒是废帝一事，朝廷受到洋人的胁迫，以太后的性子，怕是咽不下这口气。”

    刚过完正月十五，袁世凯接到了京师的密信。信是赵舒翘寄来的，属于私信的性质，赵舒翘在信中透露了朝廷政策的转变，对于那群神神道道的叫做义和团的农民，朝廷还有借重之处。赵舒翘并未告诉袁世凯立储的风波，但在信的最后，赵舒翘说他听说了去年冬季发生在沂州境内的战事，传言官军曾败于一伙漏网于蒙山的贼寇，还战死了一位营官。我不知道这个消息是不是真的，假如真有其事，希望老弟妥善处理，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