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节 于右任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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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是蒙山军的老窝，农业处目前20余人有一半是来自山东，山东的一半是来自鲁南，足见龙谦对鲁南的欣赏和重视。之前于右任认为这不过是感情问题，为蒙山军提供人力物力的鲁南当然要在新朝得到最大的红利。但于氏调查了鲁南之后，承认鲁南确实有值得研究借鉴的地方，“回总统的话，感想很多，主要的有两点，一是山东调查统计的资料甚全，一目了然，其次是沂州、兖州两府农民的势力极为强悍，士绅为之敛手……”

    教训是深刻的，历代王朝覆亡多是因土地兼并导致的流民暴动，不能说继任着认识不到这点，但从来难以改变这个怪圈。

    于右任听说了年前西北军区司令官封国柱曾在甘肃对董福祥旧部大开杀戒，看龙谦说的轻描淡写，心里不禁一阵恶寒。当初朋友说的没错，蒙山军秉国，地主的日子就不好过了。

    龙谦在经济局内设了农业处，目的是探索一套拯救农业的政策措施。这方面的设想他跟陈超是谈过的，陈超算是龙谦班底里少数可以与他探讨农业问题的人，但陈超给他推荐的邓公超却让龙谦失望了。农业处成立两个多月，邓公超拿不出一个让龙谦眼前一亮的办法。

    邓公超显然完不成这个任务。这个人品德不错，或许可以当个县长，但绝对不胜任指导全国农业革命的重任。做什么事都有一个方法问题，找出解决问题的路径就是人才，方法要自己寻找，而不是依赖上面。就像宁时俊筹建海军一样，必须有自己的思路，而且要保证思路符合最高领袖的总体框架。

    “哈哈，倒不如说规矩坏了，泥腿子当家。哈哈，”龙谦没有细问于氏的出身，但既然可以考中秀才并留学日本，想必不会是一般的农家子弟，“小于啊，有两个经济学概念不知你听说过没有，生产力和生产资料？”

    “生产资料比较容易理解，就是生产的本钱嘛，土地，耕牛，农具都是，工厂的机器厂房也是。生产力就复杂一些了，关键的就是人，就是从事生产的人，当然，还有科学技术，也应归于生产力的范畴。我讲一个原则，你回去想想看是不是正确，当生产资料和生产力处于分离状态，生产的效果就不会好，反之就很好。以农业为例，雇农耕种地主的土地，与自耕农耕种自己的土地，两者有何区别？”

    “这样的话，中枢统一政策怕是不妥。”许久，于右任说道。

    “开发”一词是龙谦的发明，于右任觉得很传神贴切。

    “当然，还要引进科学种田，培育良种，教会农民科学种田，进而积累资金兴修水利，改善交通，增强物资的流动。南方的水果便宜到死，北方却吃不上，就是流通问题。但前提是打击地主，解放农民。”

    龙谦断然换掉了邓公超，将其打发回了山东，他选择了民党成员于右任来接邓公超的班。

    龙谦冷笑一声，“谁说士绅是国家稳定的基础？蠢话！或许过去是，今后绝对不是了！你说的没错，统治需要基础，新中华今后依靠的是军队，是农民，是工人，是大批拥护新政府的知识分子，而不是地主劣绅。只要新政府让所依靠的这些人受益，几个心怀不满的地主能翻起什么浪花来？我们要制定的农业方面的政策就是打破土地的垄断，进而解放大量被土地束缚的农民，让他们解脱土地对人生的束缚，有机会进入城市从事工商，为发展工商提供无尽的人力资源。”

    贻谷搞了六年，据说成绩不小，但实际上缴中央财政的钱并不多，清丈局和垦务公司的账目乱成一团，贻谷本人被查，本来要流放新疆，最后则去了四川巴塘。据于右任的调查，内蒙垦务已有相当基础，应接手继续搞下去。

    “我不同意继续在内蒙垦荒的理由你想不到，”龙谦放下了于氏整理的报告，对于氏那手堪称精品的蝇头小楷欣赏不已，“于先生，理由很简单，环境。如果大规模废草原而种地，必将导致土地的荒漠化。内蒙不同于北满，两地情况完全不同。我们不能只顾眼前不顾将来啊，你一定想不到北京漫天风沙是什么景象。”

    邓公超被免职后，龙谦与于右任又单独谈了一次，听了他对农业工作的看法，认为其人可用，于是又花了一个半小时讲述了自己在农业上的基本设想，随即委任其为农业处处长。

    这个不消说，于右任认为很简单，“当然耕种自己的土地要经心的多。”

    1902年5月，升任绥远将军兼理藩院尚书的贻谷抵达张家口，组建了近代公司形式的清丈局和东西路垦务公司，在东起察哈尔左右两旗，西至乌兰察布、伊克昭两盟，南到长城，北至外蒙古的广大区域内实施垦务。

    方声远反驳道，你说的轻巧！各搞各？怎么能各搞各？大帅一再说我们两家要通气，总统制和内阁制如果没什么区别，你们争吵什么？这就像一个人，脑袋当然是最重要的，有什么样的脑袋就要配什么样的四肢，难道可以抛开大脑不顾吗？

    于右任低头琢磨着龙谦的话。显然，龙谦要用强力手段解决土地占有不均的问题了，均田是农民的理想，可是，要制定多高的标准？100亩？200亩？超过的征收多少税？地主不干怎么办？

    于右任按照这三个方面的要求展开了工作，年前他用一个月的时间跑了山东及内蒙，春节前根据龙谦的指示又带人去黑龙江走了一趟，春节都是在关外过的，正月十五前回到北京，向龙谦汇报了调研的情况。

    对于农业的认识，龙谦比他班底的绝大多数人要深刻的多。中国虽然是一个地道的农业国，历代统治者好像都很重视农业，理论上农民的地位并不低，士农工商嘛，农民竟然排在了第二位。士大夫们至少口头上不歧视农夫，“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就悬挂在很多高门大宅的书房里，“耕读传家”四个字更是成为无数有地位家庭的门匾，但实际上农民的境遇非常悲催，盖因这个传统农业大国的正税便是农税，而水利设施基础投入的不足，对农业科研的漠视，土地的兼并剧烈，以及逐步增加的正税以外的无数杂税都不会放过农民，令无数的农民濒临破产的边缘。

    贻谷甩开膀子大干起来，跑马圈地，谁不对付就直接强征，抓了一批不服气的蒙族首领，还将闹事的丕尔丹砍了头。

    于右任明白了龙谦所说的含义。鲁南确实与其他地方不一样，地租低，地主的平均占地也少，那都是乡村自治带来的结果，也因为鲁南的工业兴起，将大量的人口吸引到沂州兖州从事工业的背后，是士绅对工业的投入，不少地主以官府规定的价格出售土地给官府，筹集资金投入了工业，为沂州钢铁、中兴实业提供中间产品，这部分被官府土地又租给或者卖给了农民……以此缓解了土地兼并的压力。

    “是的，因为后者是生产力与生产资料的完全结合，而前者不是。种什么作物，什么时候施肥，什么时候浇水，给自己干跟给地主干是不一样的，或者不经心，或者说了不算。据我所知，关中有很多种植鸦片的，多是地主的授意而不是雇农。你可能会说雇农也很经心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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