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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灌输各种经济概念，作为即将到来的货币改革的生力军。而现在作为朱慈烺币制改革先锋大将的，却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小主事，蒋臣。
用先进的四色套引法、以棉短绒为材料制造的钞票纸、用焦油配置出的油墨，分别来自三个省份的最高级别的保密技术，三管齐下，让制造假币的可能性降到最低。
崇祯十九年六月初，辽东与云贵的战事仍旧处于相持阶段。
蒋臣将主意打到了那些被发配苦役营账房先生身上。张家口有巨大金额的货物交易量，理所当然也有足够数量的账房先生，以及符合社会生态需求的学徒数量。这些人对数字和规矩并不陌生，只要稍加训练就可以启用，打入苦役营实在浪费。
如今在整个帝国缺乏的不是粮食、白银、布帛、人口……而是能够出任公共事务的人口。新的一批专门学校很快就在顺天府成立，除了时下紧缺的会计、明法、行政专业之外，还有适用性更广，专业性稍弱的秘书专业。
若是有商人将钞票带出了张家口，而偏偏又跑去本地官府那里纳税，如果能够缴纳成功固然是平安无事。如果当地官府不认识钞票，那麻烦就大了。
“殿下，能否提前将钞票缴税办法通告全国州县，即便他们见不到钞票，也该有个印象，以免未来失据。”蒋臣道。
张家口有大量积存的货物要出手，满足流通环节的必要因素，故而属于特区。商人卖了粮食布帛等生活必需品之后，收取了钞票，转而在张家口再花出去换成他们需要的廉价货物，没有任何风险，但信心就是在这个循环中得到了建立。
苦役营也需要大量识字的人处理日常事务往来，绝不肯轻易放手。而且在蒋臣之前，户部新近派往张家口的专员也已经瞄上了这些人，还有那些大小掌柜、伙计，用以对清剿的赃物进行登记在册，并且拟定价格。皇太子说那些货物要廉价卖给运粮来的商人，但没说要贱价出卖。
最后便是少部分东宫侍从室出身的职官。
朱慈烺有自知之明。首先是他的经济金融知识不足以自成一家，充任货币之父。其次是通货带来的社会影响实在太过巨大，必须严格控制货币发行量。他虽然背得出发行量的计算公式，即：商品价格总额除以同一单位货币的平均流通次数，但是这两个关键的数值又是如何来的，他就完全不能揣摩和统计了。
纸币防伪与纸币流通是孪生兄弟。宋元时以严刑峻法来抑制伪币，朱慈烺非但要从法理上扼杀伪币，技术上的垄断也是必须的事。想他前世，国家为了防止伪币，连彩色复印机都要控制，何况这个时代还没能做到技术上的明显代差。
好在云贵地处高原，土地贫瘠，没有足够的粮食养活太多的人，这也保证了张献忠不能扩军，不至于使西南局势溃烂。
相比辽东不断增兵增饷运送大炮火药，朱慈烺反倒更担心云南那边。
尚未冠名挂牌的银行是部寺一级的衙门，用这些囚徒难免伤害朝廷颜面，而且他们的确助纣为虐，罪有应得，因为一技之长而减罪免刑说不过去。更何况他就算想要，也未必能够从苦役营里挖到人。
“万历时朱墨套印法已在江南传开，色泽分明。如今较少有人能做四色套印，银行只需将能够进行四色套印的作坊买回来，再严禁民间用朱墨套印之外的套印法，伪造的问题便无需担心。”蒋臣道。
“殿下，若要行钞票，手艺上的确不成问题。”蒋臣已经是第二次登上传说中的平台了。在崇祯朝，平台召对属于皇帝的特别问对，充满了机会和危险。比如袁崇焕就是在此处一飞冲天，受帝解袍相加，恩宠无双；也是在此处被捕，打入诏狱，寸磔于市。
在中央方面，第一、二两期共五百名河南行政学院肄业的学员按照考试成绩分入舍人科，又从舍人科中挑选办事勤勉者十数人，升为文华殿舍人。东宫侍从室这个临时机构在短暂的三年之后，悄然退出历史舞台，恐怕只有日后历史学生写论文的时候才会偶然触及。
蒋臣是安庆府桐城人氏，后世安徽这个名字就来源于安庆与徽州。在那个地方，最多的就是文学家和商人。朱慈烺对蒋臣的文采不感兴趣，但从蒋臣所进呈的《足国三议》中还是能够看出他对国家经济所进行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