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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遇吉在张家口的作为，朱慈烺和崇祯是喜出望外；南商则是喜闻乐见，纷纷赶赴张家口分一口汤喝，并且大肆占领西商的市场份额，尤其是盐、铁、粮三个民生领域。可以说朱慈烺吃了肉，汤和骨头都被那些浙商、徽商分了个干净，绝无半点浪费。而徽、浙商帮因为支援过山东，自觉从龙有功，吃得心安理得。
灋者，刑也，平之如水，故而从水；廌就是獬豸，见人不直则以角相触，故而从廌去。
这些放在文案里说明，往往看得让人头疼，然而真的碰上事情，百姓却都十分清楚，而且若有人穿错了服，还会被邻里乡亲嘲笑。李明睿采用“五服”论，也是借助这种深厚的风俗传统，轻松地解决了民法中关于近亲属、利害相关人等定义。
陆素瑶处理了废纸，通报道：“殿下，李明睿到了。”
李明睿的问题就在这里，如果不株连，罚金刑的执行力度就有很大的漏洞。
朱慈烺又道：“更何况军中另有法度，若是以民法治军则失之严；以军法治民则过于苛。比如军中火铳不修、刀枪锈蚀，都是要入刑的罪过，如何与民间相通？难道农民锄头锈了，也抓起来打一顿？”
李明睿嘴唇翕张，正要辩解，朱慈烺突然又道：“对了，亲亲相隐之制议得如何了？”
故《礼记？大传》云：“四世而缌，服之穷也，五世袒免，杀同姓也，六世亲属竭矣。”
亲亲隐匿的结果就是株连、夷族这类的酷法全面取消。朱慈烺不在意少杀那么几个人，关键问题在于犯罪财产如何充公。像李三才那样，一方面自己当清官骂皇帝，一方面他儿子聚敛百万家财，朱慈烺是无论如何不舍得放过这种人的。
孔子所谓：“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从唐律起，“亲亲得相隐匿”就正式成为了重要的司法原则，写在法律之中。在后世看起来是“窝藏罪”的罪行，在礼法社会却是理所当然的“直”。
如果儿子告发父亲，还可能承担比父亲本罪更重的罪。比如父亲偷盗，判徒一年；若是儿子告发，则有悖人伦，要判流放三千里充军。
“十恶之罪若是检举，可以减免主犯罪等；相为隐匿则不为罪。”李明睿道：“盖因天伦不压人伦之故。”
实际上非但是军户，就是在卫所土地上生活的民户、匠户，其司法管辖权一样属于卫所都司，不受府县管理。
最不高兴的是晋商。
如今大明的造纸作坊不足以提供足量的工作用纸，毛笔书写近乎奢侈，只有最终定稿留存的文册才用好纸和毛笔写就。平时工作流程能用沙盘用沙盘，不能用沙盘则用黑板白垩笔，若是一定要写在纸上，也是用炭笔，写过一道之后还可以再用毛笔写一道。
李明睿拧了拧眉头，也觉得军法在某些条例上是民法所无，有些则比民法严苛，但关键在于自家人难断自家事，比如周遇吉，在五军大理寺就被判定“无罪”。若是放在大理寺判，肯定要定他个杀戮无辜的罪名！
“我给你出个主意，你们回去议以议。”朱慈烺道：“民商法里有无限连带责任，若是引入斩衰之例，则何如。”
朱慈烺又发动治下收罗旧纸，将原本要焚化的字纸回收再造。因为技术问题，这种土法再生纸不便用来书写，但可以解决个人卫生问题，也算是废物利用。
这里的五服指的五等丧服，也是区别亲属关系远近的标识。最重的是斩衰，用最粗的生麻制布做成，断处外露不缉边，表示毫不修饰以尽哀痛，服期三年，为至亲所服。其次有齐衰、大功、小功、缌麻，依次减等，代表亲戚关系渐渐淡化。也就是说，在如今这个时代，同五世祖的亲属丧期，还要穿素服、以尺布缠头，但到了同六世祖的亲戚，便无服了。
朱慈烺一篇“宗”字写完，身上微微出汗，放下毛笔将纸叠了起来，让内侍收入字纸篓中。这种习惯古已有之，不是因为纸贵，而是对文化的敬畏。收集到了一定数量，这些字纸就会被毕恭毕敬地在庭院中焚毁，算是质本洁来还洁去。
在明律中，自然也有相关规定，但司法实践中却有些模糊。比如汉宣帝时候，卑幼首匿尊长不负刑事责任；尊长首匿卑幼，死刑以外的不负刑事责任。唐律中也有谋反、谋大逆、谋叛等十恶重罪不得适用“亲亲相隐”之条。
晋商可不是只有张家口的八大家，事实上张家口的晋商只是山陕商帮的一个分支，承接关口内外。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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