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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续到了明代，乡官的职役制度更加明显，宗族的影响力也就越大，在基层舆论上远远压过朝廷王法。
奉先殿。
朱慈烺朝后靠了靠，仰起头，目光中焦点涣散。
宗族对土地的约束性在于本宗族人私有的土地不会外流。
宗族的形成以北宋为分水岭，又有两种形态。
而且以明朝的宣传能力和手段，要做到这样大规模的思想教育，其难度……还是先考虑一下火星探索计划吧。
后世熟悉的庶民宗族却诞生在北宋之后。因为范仲淹、张载、程颐等人的推动，庶民被允许立祠堂，以便“敬宗收族”。这几乎可以算是一场革命，打破了士大夫立庙的特权，也有了以血缘为基础的精神核心。
朱慈烺轻轻摇了摇头：除非有个更强大的信念占据百姓的信仰空间，让他们相信爹亲娘亲都不如皇帝亲，天大地大都不如皇室的恩情大，立志做个舍小家为大家，脱离低级习俗，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整个国家的人。
在先秦两汉时代，天子分封藩国形成宗族，其大宗对小宗的财产有直接控制权。这点到了明朝仍旧一样，分封的诸藩王可能因为犯罪或无子而被除国，田土收归国有。
朱慈烺走到太祖高皇帝神位前，旁边的是马皇后神位。这对夫妻是大明的肇始之祖，驱逐鞑虏，兼并群豪，重开江山。也正是他给自己留下了眼前这个难题，宗族问题。
公开的说辞当然是家族实力不至于削弱，避免了外姓人的侵夺。
寡妇可以改嫁，但只能带走自己的嫁妆。夫家的土地必然要留给子嗣，这是宗族对宗人的保护。如果没有子嗣，族中则会过继一个符合辈分的族人给他，继承这块土地。
段氏一个激灵，茫然地望向周后，正好与婆婆目光相触，连忙垂头避过，不敢失礼。
宗族本身不是大地主，族中的土地只有宗人捐献的义田、祭田。义田用于照顾族中贫穷子弟，为他们交付读书用的束脩，往往只有诗礼之族才有。祭田则必然是每家都有，其产出用于家族祠堂祭祀。因为这是族人捐献，所以劳动力也有宗人义务承担，收成和使用也受众人监督。
周后干笑一声，道：“小时候偶尔有些癔症，这些年他南征北战，也没听说再犯过。”这个时代对于伴侣的地位财富固然看重，但最重要的还是没有恶疾。周后为了打消段氏可能产生的胡思乱想，特意补了一句：“春哥儿绝无恶疾。”
首先是思想方面，忠臣与孝子之间的平衡。魏晋时候，天下只有孝子，没有忠臣，故而有五胡乱华，北伐难酬。那时候的门阀与如今的宗族名异而实同，只是更加强大，直接控制了军国大权罢了。
“小爷他说了几句思念祖宗的话，然后就不知道跑去哪里了。”段氏十分委屈地站在帝后面前，像是接受质询。
当这些宗族因为共同的文化认同交织生长，一起开发脚下的土地，捍卫族群尊严，传承亘古以来的价值观——这就是民族。
帝后二人身穿常服，在乾清宫东暖阁见了段氏，努力做出一副镇定自若的神情。
其次在于国家动员方面。
因此在南方宗族势力更大的地方，整个家族抗税抗租，乃至暴力抗官，时有耳闻。
朱慈烺从刚会走路就来这里祭拜过祖宗，在仪式上取得了祖宗的庇佑。其后来这里的次数也远高于太庙祭祀，好在常服家礼，所以不很麻烦。
有了这样的核心之后，庶民就从单纯依附于地主豪强，转而依附于自己的宗族。这时候的宗族就像后世的工会，看似没有主宰宗人生命、财产的权力，却又极具凝聚力。
从腰带上取下玉钩，朱慈烺在地上写了个“人”字，画了个圈，又写下“家”字。这应该是社会的最基本构成单位。
据说在南北两宋，城镇化率已经达到了三成，这样高的城镇人口自然不会产生严重的宗族问题。
虽说是透气，皇帝陛下的目的地倒是十分明确。
主动来奉先殿却是朱慈烺降生以来的头一遭。
太祖高皇帝自己深受胥吏欺凌，以至于当了皇帝之后仍旧没有清晰自己身份的变化，对“扰民”看得极重，从严苛治官到“皇权不下乡”，都是太祖皇帝有意制定出保护小民的举措。
周后轻咳一声，忙替长子洗刷这“不孝”的考语：“春哥儿也是极孝的，只是不会做出来给人看罢了。”
朱慈烺又想到前世某个时期，天下都是忠臣——或者叫主人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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