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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人眼光精到，魄力十足，为人颇有雅量，在他身上完全看不出普通商人的市侩。他说话，是靠谱的。他用这么肯定的语气说出来的话，就算无法完全实现，也不会差得太多。
青州的幕僚之中，内政方面，除了田丰，就以国渊、王修的资格最老了，这俩人一开口，说的又是长久以来约定俗成的观点，气氛顿时为之一变。除了田丰之外，其他人都在点头，跃跃欲试要发言的人也不在少数。
国渊是个很标准的华夏读书人，他对商业的理解，不比商鞅高多少。他总觉得鼓励商业是不务正业，虽然战时可以享受到一些便利，可等到战争结束，商业终究还是得退到次要位置，将国策导回重农的正轨。
后者初来乍到，作为建筑师和包工头，这些天几乎连睡觉都在工地上，无暇也没资格来参与议政。而糜竺知道弟弟坏事的本领远强过正面作用，也没带他来现眼，以至于这一刻显得相当的势单力薄。
所以，国渊并不是很看好王羽劳师动众的计划，他认为，除非像汉武帝那样狠捞一笔，否则这个所谓的商业司，只会造就一群赘员。
答案是五代！
糜竺见势头不对，连忙出言反驳：“连高祖都说：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商人餐风露宿，担惊受怕的在外奔波劳碌，还不是为了煊赫家门？岂有为了避税，就不回家的道理？”
“子仲先生以人性本善立论，本身就存在问题；以施恩望报来期盼他人，更有缘木求鱼之嫌，非立法之基也。”
看似庞大的财富，如果分散到一百多年当中去，其实也算不了什么。糜家对青州的支援，作为厚积薄发的一种政治投资很给力，但若是换成王羽主张的交易税，将军府能从糜家得到的财富并没有多可观。
“可是，商人趋利，若没有人告发，也不严加监督，就算登记造册，登记到的数值恐怕也不可靠。税率本来就低，再被人偷税漏税一番，各地衙门劳师动众收取的税款，说不定会得不偿失。”
嬴政基本上算是商鞅的忠实信徒，统一天下后，他将商鞅的抑商政策推广至全国。汉武帝则比两位前辈更狠，他直接推出了告缗令。
作为降臣，审配一直很自觉，在议政时很少发言，只是带着耳朵来听，不过，他毕竟不是个全无想法之人。先前的几次，基本都是王羽在说，光是消化听到的那些新奇的理念，就够审配忙活的了，今天王羽显然更倾向于让所有人各抒己见，审配自然不吝于发言。
“另外，”一直不动声色的田丰也开口了：“如果真要建立商业司，刑律方面也要跟进，若不然，就算商业司运作正常，也无法阻止少数奸商向官员行以贿赂，令后者损公肥私。”
他的发言角度，与国渊等人不同。因为他是法家信徒，崇尚的是人性本恶，主要反驳的也是糜竺说的人情世故方面的论据。
在他看来，王羽之前的政令，应该就是为此而做准备的。
他们很少对商业加以关注，故而也没有很明确的概念。可对糜竺的为人，包括初降的审配在内，所有人都有着很深刻的认知。
抛去大航海时代那些或浪漫，或惊险刺|激的色彩，其实那就是欧洲各国竞赛似的，展开的一场全面商业扩张。王羽的青州新政正是以此为蓝本制订的，想以此来主导华夏未来几百年，乃至上千年的格局，又岂会如此急功近利？
因为税率很高，所以商人们千方百计的藏匿财产以避税，汉武帝的对应之道是鼓励告发。他命令杨可主管其事，令民告缗者以其半与之，就是被告发者将会遭受没收财产的出发，告发者则能得到账款的半数。
“那……那你说此事该如何处置？”
“只要制订合理的税率，算缗这种方式就不是那么难以接受了吧？”华夏历代雄主都没法解决的问题，王羽当然也没办法轻易解决，他只能尽量提出合理的方式。
糜家尚且如此，中原虽大，又有几个糜家呢？
告缗是算缗的延伸，以后世的观点看来，算是一种财产税。简单来讲，就是官府对商人的财产进行清点、核算，然后编造名册，作为征税的依据。
从明太祖朱元璋的经历中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治理天下，往往比打天下更难。秦国的兴衰，似乎同样也验证着这个规律。
“可是这样一来，人力成本就太大了。”国渊、王修都是眉头紧皱：“人员往来，消耗已是不小，依照正南所说，往来各地的还有大量的资料，并且在商业司中，还要有大量擅长算筹的文吏，就为了区区商税，如此大动干戈，是不是有些因小失大呢？”
“再说，除了我青州之外，其他地域无不奉行传统的重农抑商之策，主公对商人之恩，如同再造，就算商人再怎么重利轻义，也不可能全无触动吧？商人也是人，或许有些势力，但绝不尽是狼心狗肺之人！”
“子尼所言甚是。”王修附和道：“商人盈利，不在于在家守业，须得在外奔走经营。若其有心避税，大可常年在外不归，如此一来，他家乡所在之地，又如何统计其经营所得？令其完税？”
糜竺语滞。国渊等人是从重农抑商的角度提出意见的，他自然要据理力争，哪怕摆功劳和资历也在所不惜；可审配是从立法实施的角度上来说的，其中牵涉甚多，他一时间哪里想得清楚？
单以对商人的处置来说，无论是变法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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