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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杜甫的死，最早有两种说法。一说杜在耒阳吃了县令的牛炙白酒，因而“饱死”，亦即“胀饫而死”。一说杜在耒阳为江水溺死。这两种说法在杜死后不久，即已流传，但不见于正式传记，只是些私人笔记及诗上曾提到过，现在就以距杜甫时间最近的李观及韩愈二人的著作为例。《杜诗详注》卷二十三说：
又唐人李观作《杜传补遗》，谓公往耒阳，聂令不礼。一日过江上洲中，醉宿酒家，是夕江水暴涨，为惊湍漂没，其尸不知落于何处。洎玄宗还南内，思子美，诏天下求之。聂令乃积空土于江上曰：“子美为牛肉白酒，胀饫而死，葬于此矣。”
同书《咏杜附编》上卷引韩愈的《题杜子美坟》一诗说：
一堆空土烟芜里，虚使诗人叹悲起，怨声千古寄西风，寒骨一夜沉秋水。当时处处多白酒，牛炙如今家家有，饮酒食炙今如此，何故常人无饱死？……捉月走入千丈波，忠谏便沉汨罗底，固知天意有所存，三贤所归同一水。……坟空饫死已传闻，千古丑声竟谁洗。明时好古疾恶人，应以我意知终始。
李观是唐德宗贞元时人，和韩愈同时。他二人同是否认饱死之说而主张杜甫是溺死的。可见饱死之说来得更早。杜甫是代宗大历五年死的，距德宗贞元不过十余年，所以可能杜甫死后不久，饱死之说便流传了。李文在史实上有极大错误，其所说玄宗诏求杜甫一事的荒诞可笑，粗知历史者即可看出。《过子美坟》一诗又不见于韩愈的本集。因之后人疑二人的作品为伪作。其实即使真是二人所作，也不是有价值的史料。因为李文之荒唐，直是小说家言；韩诗也乏证据，而且那首诗坦白自称其目的在为杜洗刷“千古丑声”，当然是一篇基于情感的作品。所以溺死之说，证据极其薄弱，令人难以置信。关于杜甫事迹最早最可靠的史料，当然要算宪宗时元稹的《唐故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志铭》，但铭里并未言及杜的死因，只说杜“扁舟下荆楚，竟以寓卒”。这铭是杜的孙子嗣业拜托元作的，对杜的死因，可能有所隐讳。其后唐文宗时人郑处诲的《明皇杂录》则说杜是饮酒过多而死：
杜甫客耒阳，游岳祠，大水遽至，涉旬不得食，县令具舟迎之，令尝馈牛炙白酒。
后漂寓湘潭间，羁旅憔悴于衡州耒阳县，颇为令长所厌。甫投诗于宰，宰遂致牛炙白酒以遗甫，甫饮过多，一夕而卒。《集》中犹有《赠聂耒阳》诗也。（见《杜诗详注》卷二十三注）
此书比较具有历史价值，至今仍为研究唐史的重要参考书。从文字及内容上看，与两《唐书》的《杜传》大致相似，可能是两《唐书·杜传》的蓝本。即使不是，两《唐书·杜传》必另有所本，而《明皇杂录》也必不会没有根据。既然正史和比较正式的记载都说杜的死与酒肉有关，那么这个说法，大致是可信的。但我只承认杜甫的死“与酒肉有关”，却不相信杜是“胀饫而死”，因为以酒食致死的原因很多，“胀饫”并不是饮酒食肉后惟一可能引起的病症。我写此文的目的，是在对杜因饮酒食肉所引起的病症作一合理的推测。对于正史的记载，不是翻案文章，只可说是一种补充或注脚。
《旧唐书》是五代时石晋刘煦所修的，那时正是斯文扫地之秋，而杜生前又不是什么要人，所以《杜传》作得极其马虎，有不少错误，因之影响后人对此书《杜传》的信心。《旧唐书·文苑传》对于杜的晚年记载如下：
永泰元年夏，（严）武卒，甫无所依。及郭英乂代武镇成都，英乂武人粗暴，无能刺谒。乃游东蜀，依高适。既至而适卒。是岁，崔宁杀英乂，杨子琳攻西川，蜀中大乱。甫以其家避乱荆、楚，扁舟下峡，未维舟而江陵乱；乃泝沿湘流，游衡山，寓居耒阳。甫尝游岳庙，为暴水所阻，旬日不得食。耒阳聂令知之，自棹舟迎甫而还。永泰二年，啖牛肉白酒，一夕而卒于耒阳。时年五十九。
传里说杜于严武死后“游东蜀，依高适”，而据同书《高适传》说高适死在严武之前三个月。又说“崔宁杀英乂”，其实杀英乂的是崔旰。又说杜“扁舟下峡，未维舟而江陵乱”，其实杜在江陵住过半年。最可笑的是说杜死于永泰二年（即大历元年），竟然擅自为杜减去四年的寿命。杜集中明明有《大历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出瞿塘峡四十韵》的诗，可见为他作传的人，竟连他的诗也没有看见过。因为这些错误，使后人连带对此传所说杜甫的死因，也难免怀疑，这当然是不足怪的。
宋仁宗时修成的《新唐书》，便仔细得多，把《旧唐书》杜传的上项错误都加以改正。但对杜甫的死因，除加上“大醉”二字外，仍保留旧书的说法。《新唐书·杜甫传》对杜的晚年，作下列叙述：
武卒，崔旰等乱，甫往来梓夔间。大历中，出瞿塘，下江陵，泝沅湘以登衡山，因客耒阳。游岳祠，大水遽至，涉旬不得食，县令具舟迎之，乃得还。令尝馈牛炙白酒，大醉，一夕卒。年五十九。
新《书》对杜甫死因所以仍保留旧《书》的说法，当然是因为没有证据或理由来推翻它，还是史家应具的正确态度，同时更可加强旧书说法的正确性。可是后人对杜甫的这种死法，总表不满。清人仇兆鳌就说过“牛酒饫死之惨，旧史既诬于殁后”，好像说老天爷断不会让杜甫死得那么不体面，而是作史的人故意与他为难似的。这种看法，当然是由于过分爱慕杜甫而起的。至于由来已久的溺死之说，本来也是为爱护杜甫而产生的，不料后人仍难满意，认为“此欲雪牛酒饫死之冤，而反加以水淹身溺之惨，子美何不幸罹此奇祸！”（《杜诗详注》卷二十三）。言下大有非给杜甫安排一种好的死法不可之意。
可是要完全推翻正史的记载，谈何容易，更何况是情感用事的论证！在一筹莫展之际，乃有人转而着重考证杜甫去世的地点。因为如果证明杜不死在耒阳，便可间接证明杜不是在耒阳饫死或溺死，那么至少也可以弄一个“死因不明”。《杜诗详注》曾繁征博引，翻覆申辩，认为杜甫在大历五年的秋天或冬天，业已离开耒阳，决不是那年夏天死于耒阳的。此书首卷注说：
鹤《谱》云：“夏如郴，因至耒阳，访聂令。经方田驿，阻水旬余，聂致酒肉。”而史云：“令尝馈牛炙白酒，大醉，一夕卒。”尝考《谢聂令》诗有云：“礼过宰肥羊，愁当置清醥。”其诗题云“兴尽本韵”，又“且宿留驿近山亭”，若果以饫死，岂复能为是长篇，又复游憩山亭。以诗证之，其诬自可不攻。况元稹作《志》在旧史前，初无此说。按：是秋下洞庭，故有《暮秋将归秦奉留别亲友》诗。又有《洞庭湖》诗云：“破浪南风正，回樯畏日斜。”言南风畏日，又云回樯，则非四年所作甚明。当是是年自衡州归襄阳，经洞庭诗也。
鳌按：五年冬，有《送李衔》诗云：“与子避地西康州，洞庭相逢十二秋。”西康州即同谷县，公以乾元二年冬寓同谷，至大历五年之秋为十二秋。又有《风疾舟中》诗云：“十暑岷山葛，三霜楚户砧。”公以大历三年春适湖南，至大历五年之秋为三霜。以二诗证之，安得云是年之夏，卒于耒阳乎？
同书卷二十三注又载：
王彦辅《麈史》：“世言子美卒于衡之耒阳。”《寰宇记》亦载其坟在县北二里。《唐书》称耒阳令遗白酒黄牛，一夕而死。予观子美，侨寄巴峡三岁，大历三年二月始下峡，流寓荆南，徙泊公安；久之，方次岳阳，即四年冬末也。既过洞庭，入长沙，乃五年之春。四月，遇臧玠之乱，仓皇往衡阳，至耒阳，舟中伏枕，又畏瘴，复沿湘而下，故有《回棹》之作。又《登舟将适汉阳》云：“秋帆催客归。”盖回棹在夏末，此篇已入秋矣。又继之以《暮秋将归秦留别湖南幕府亲友》诗，则子美北还之迹，见此三篇，安得卒于耒阳也。
关于杜甫死于夏天的说法，其说不知来自何处，正史根本就没有这样的记载。至于仇注所说杜的《过洞庭湖》一诗是大历五年杜自耒阳回乡重经洞庭湖时的作品，此点大有问题。此诗据说本出无名氏之手，后人编入杜集（见《杜诗详注》二十三引《潘子真诗话》）。这且不论。即令果真是杜的作品，诗中所谓“破浪南风正，回樯畏日斜”两句，乃是夏天景象；杜预备于大历五年暮秋返乡（有《暮秋将归秦留别湖南幕府亲友》一诗为证），他怎可能在那年夏天即已过洞庭湖。由此可见，这首诗决非杜甫北归之作。又仇说杜的《送李衔》诗（即《长沙送李十一》）是大历五年冬在长沙作的，也说不通。杜既于秋天告别湖南亲友，却又在那年冬天在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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