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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小时后，犯人们便沿着又窄又长的花园散步。花园的一旁是监狱大楼，另一旁是一道20英尺的高墙。希特勒喜欢沿着一条砂石小路散步。他常与“汉斯·洛梅斯特”一起，在这条砂石小道上来回踱步，口中叨念着刚写进日记中的政治理论问题。
在慕尼黑的这段时间里，张海诺每周去两次兰茨贝格，探望“尊敬的元首”和自己的挚友埃德文。
在慕尼黑，张海诺听到了一个有趣的消息：曾预言啤酒馆暴动必将失败的埃伯汀太太，写了一篇占星文章，她为希特勒作了新的预言——他的惨败不会使他一蹶不振，相反，他将成为一只凤凰而飞起。近日的事件，不单为希特勒此次运动带来内在力量，也会带来外在的力量。它将给予世界历史的钟摆以巨大的推动力。
历史上的希特勒有没有读过这本书，张海诺不得而知，但他在海军战略方面的思想却可以从一些历史事件中看出一二——俾斯麦、提尔皮茨、H39以及疯狂到完全脱离现实的H44，这些无不是巨舰大炮主义的化身。张海诺从来没有指望过一本《海权论》就能让德国海军在小胡子心目中的地位超过陆军和空军。以德国有限的资源来讲，如果将过多的财力物力用来建设海军，陆空军实力必然受到影响，而一旦德国在开战之初就在英法甚至是波兰人那里碰得头破血流，德国海军再强也是毫无意义的。
“以我的辩护词为依据”，在审判过去很久后希特勒评论说，“他们深信，卡尔、洛索夫和赛塞尔与我一样有罪。人们将反对意见通知他们，如若开释，案子有可能被转至莱比锡法庭的危险。这就使陪审团不得不深思。他们的结论是，判我有罪比较保险，尤其是他们也得到保证，在判决后6个月内将我赦免。”
4月1日，助理检察官埃哈德赶来参加宣判时，发现法庭内挤满了为她们的偶像佩花的妇女。他下令将花除掉，其他追随希特勒的女人竟要求准许她们在希特勒的澡盆里洗澡。上午10时过后，被告一伙被带到大楼前集体拍照。全身军服、头戴钢盔的鲁登道夫怒容满面。希特勒身穿军大衣，未扎皮带，手执丝绒帽，站在他的左边。
每次探视过希特勒之后，张海诺照例会去探望一下被关押在同一监狱里的其他人——几个并无深交的党部办公室人员和冲锋队小头目，一方面显示自己对党的忠诚友谊，更重要的则是遮掩自己与埃德文密谈的真实目的。为了避免引起小胡子的注意，他每次在埃德文那里只呆上十几分钟就走，并且不留任何的纸面文字。
希特勒的军大衣洗得干干净净，熨得平平展展，看上去像是新的。他的胡须剪得整整齐齐，头发下垂。看上去，他很镇静，充满信心，身体也很好，像是一个成功的商人。有生以来，他首次大肚皮——体重达170磅。
希特勒不顾法官的驳斥，继续抑扬顿挫地高声说完了最后几句话：“我们建立的军队正日渐强大，迅速地与日俱增。即使在此时此刻，本人仍骄傲地希望，终有一天，我们的原始新兵将会由连发展为营，营发展为团，团发展为师，昔日的帽徽将会从泥潭中拾起，昔日的旗帜将在我们面前飘扬；到那时，我们就将在‘审判的法庭’——‘上帝的法庭’——获得和解；到那时，我们准备出庭，到那时，唯一有权审判我们的法庭的声音，将从我们的残骸中，从我们的坟墓中响起。因为，先生们，对我们宣布判决的不是你们；只有永恒的历史法庭才有权对我们的起诉作出判决。”
午餐后，他们常趁收拾桌子之机抽烟和闲谈15分钟左右。之后，希特勒便退席回房，或看书看信，或写日记。下午4时左右是喝茶或喝咖啡的时间，地点还是在公共室。
PS：历史上的德意志级袖珍战列舰于1926年完成设计。
“这一切都不如重整军备来得直接和有效！”
因为是公审，记者和官员早早占据了法庭的前排座位，罗森堡和一些国社党徒也来了，他们坐在法庭靠左的角落里，而张海诺径直走向了右边。在那里，他找到了汉夫施坦格尔——他虽然也在巴伐利亚官方的通缉名单上，却于1月底潜回慕尼黑，并凭借自己深厚的家庭背景成了为数不多能够在巴伐利亚公开露面的“通缉犯”。
坐在审判席上的阿道夫·希特勒今天穿着一件干净的旧军服，他在大战中获得的两枚铁十字勋章佩戴在自己的左胸前，他昂首挺胸、精神抖擞，仿佛一个正准备接受对手挑战的骑士一般。
简单的寒暄之后，他们都把注意力转移到今天的审判上——像这样涉及多人的公审往往要持续很长一段时间，长达数月的也有。
随着公审日期的日益临近，希特勒却愈发的精神起来，他不仅摆脱了入狱之初的那种绝望心态，更深信自己将成为德国的领袖，并且开始考虑国家的经济问题，他甚至想出了一些让许多失业工人就业的妙计：建立公路网，使全国更加紧密地联成一体；大规模生产小型经济汽车，让小人物也有能力购买。
希特勒的判决是第一个被宣布的。在宣读别人的判决书时，他被匆忙押上等候在外边的小汽车，为的是要避免示威游行。黄昏时分，希特勒被押回7号牢房。在他不在期间，牢房重新进行了装修，显得更加引人注目。但是，早些时候的信心已不复存在了。狱卒朗斯·赫姆利希注意到，他“看上去比先前更加愁苦。”阴郁的情绪很快便过去了。过了不久，他从皮箱中取出一本新日记本。在扉页的右上角，他写道：
冯·洛索夫将军鄙夷不屑地宣称，希特勒仅堪扮演政治吹鼓手的角色。希特勒大声辱骂洛索夫，声音之大使法官不得不叫他放低声音。他果然放低了音量，但是，当洛索夫说他一半感情用事，一半是残暴时，他又按捺不住了。这次，像益智盒里的小人一样，从椅子上跳出来。
“希特勒是德国化的奥地利人。本庭认为，像希特勒那样连思想、感情都是德国式的人，一个在战时志愿在德军中服役4年，在敌人面前英勇不屈且赢得了崇高荣誉的人，一个在战争中受伤、健康受到损害的荣誉军人……‘共和国保护法’是不适用于他的”。
2月22日，当希特勒和同伴们一起被押出牢门转至慕尼黑拘留所时，无论在精神上和肉体上他都作好了受审的准备。审判将于4天后开始，它将决定希特勒以及国社党的未来。
法庭对希特勒的3位敌人表示蔑视。它宣称，如果卡尔、洛索夫和赛塞尔“对希特勒要求他们参加起义明确地说‘不行’，或者，在11月8日晚，被告反复要求澄清事实时，如果得到某种合作”，这个悲剧是可以阻止的。
对于这一切，张海诺绝口不谈，只是在和埃德文交流的时候，他才会将自己对历史上党卫队的发展历程以建议的方式提出——埃德文对此并不盲从，而是在经过自己的思考之后才逐一接受。
被告被押进法庭时，大楼外聚集了一大群人。宣读判决书几乎达一小时；当希特勒被判5年徒刑在兰茨贝格监狱服刑时，法庭内未出现轰动。刑期减少半年，因为审判前已拘留6个月。
希特勒的滔滔雄辩在最后一次讲话中也达到了高峰，在他的最后一次发言，一部分是训示，一部分是勉励，一部分是谩骂，但自始至终都引人入胜，且特别有效；因为按照德国法律，被告是有最后发言权的。
尽管官方和非官方的抗议不少，审判继续成为希特勒的讲坛。在3月11日和14两天的判决前审判中，希特勒大显身手。与英国对手的制度不同，在这种时刻，法律规定可让被告发表长篇讲话并自由向证人提问。于是，希特勒便把政治三巨头当作罪人对待。当冯·洛索夫将军就位时，希特勒跳了起来，高声向他发问。身材高大、光头的将军也不示弱，大声反驳，还用细长的食指，活像一支手枪，指着前下士希特勒。希特勒只好坐下，不吱声。片刻后，他又起立，指责曾保证加盟于他的三位先生。
“希特勒先生”，尼哈特法官抗议说，“你说市警受到玷污，我不许你这样说。”
随着审判的发展，希特勒继续以其滔滔雄辩和精明战术左右着法官们。与此同时，鲁登道夫成了这出戏中的次要人物，他对其他被告的怨恨也越来越明显。
虽然希特勒天天都在抱怨铁窗，但作为监狱，这里的生活已经算是相当惬意了：每天清晨6时，值夜班的狱卒下班，牢房门便可打开。希特勒穿好衣裳、洗好脸后便在等候。一小时后，得到信任的犯人便在公共室内为政治犯开早餐——有咖啡、面包或稀饭。8时，院子和花园开门，允许犯人到那里去摔跤、打拳或练习双杠和跳木马。由于膀子有伤，希特勒“只好充当裁判。”
可以说，在这第一天的审判里，希特勒成功的左右了法庭的气氛。到了最后，听众们将最热烈的掌声献给了这位“讲演者”，这让同为受审者的鲁登道夫脸面无光。退庭之时，法官和检察官们一个个表情复杂，他们似乎已经预料到了第二天的保持会给他们怎么样的评论。
“在慕尼黑，你就可找到一个典型的例子。如果不是健康群众的觉醒，我们就永不能从红色时代中解放出来。”
快到中午时，政治犯便在公共室内进午餐——通常是盛在一个罐里。其他人全站在椅子后等待，希特勒一进来，有人便喊一声“立正！”希特勒站在桌旁，其他人挨个前来行桌礼。他们很少讨论政治，希特勒通常与人聊的是戏剧、艺术或汽车。
希特勒对仅称他为民族主义运动中的一名政治鼓手和平动机仅出自野心之说断然否认，说他想当部长的指控是荒唐可笑的。“从一开始，我的目标就比当一名部长高出一千倍。我要的是粉碎马克思主义。我要完成这一大业，部长这个头衔与之相比是何等荒唐可笑。”片刻后，希特勒暴露了他内心深处的愿望：“生来是个独裁者的人是强迫不了的；他自觉自愿；他不是被人驱赶向前；他驱使自己前进；这是没有什么可谦虚的……觉得自己是被召唤来统治人民的人是无权这样说的。如果你们需要我或召唤我，我就合作，不行，我有我的责任！”
不久之后，经过狱医诊断，希特勒的身体已经康复，精神状况良好，于是巴伐利亚官方宣布公审将于2月底在慕尼黑举行。
“希特勒将我引入歧途”，在审判后他向自己的副官抱怨说，“他向我撒谎。在他的发疯的起义前夕，他告诉我陆军百分之百支持起义……他不过是个演讲家和冒险家而已。”他怨恨的也许是，这位演讲家和冒险家，这位可鄙的下士，其行动比自己更像一个传统的大丈夫军官——希特勒承担了一切责任；他鲁登道夫则不断地逃避责任。希特勒举止傲慢，不时谩骂律师和法官，好像这是个军事法庭，而他是主宰者似的。
上午10时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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