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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陛下将辽事尽托于任之，老夫曾上表竭力反对过，当时是担心事关重大，而任之过于年轻，缺少经验；如今看来，倒是老夫杞人忧天了！此事还望任之莫怪！”
什么耆英会的，必须以官方的名义把它打成非法组织，否则就会成为后来者的榜样。
“任之也别忘了，国虽大，好战必亡的道理，任之一再强调河北无险可守，乃我大宋的软肋所在，有大兴兵戈之意，对此老夫也不敢苟同。孟子云：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只要我大宋内修德政，消除党争，众志成城，则河北还何来大宋软肋之说？如今大宋内弊众多，民生困苦，急需休养生息，因此无论是对辽，还是对西夏，我大宋都应适可而止。如今朝廷的各项新政本就不甚得民心，若再一味的对辽夏示以强硬，使战事频生，恐非朝廷之福、百姓之福啊！”
“任之！”
有鉴于此，杨逸也不打算反驳他，话锋一转说道：“范相公可知态度一向强硬的辽国，这次为何轻易服软，并同意减免岁币？”
范纯仁的担心是有一定的道理的，现在西北正在积极备战，准备慢慢蚕食西夏，这必将引来西夏强烈反弹，而河北又开启了大战的先例，这次虽然赢了，也成功减去了十万贯岁币，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触怒了辽国，大宋面临两面开战的可能性大增。
杨逸到洛阳时，范纯仁竟亲自迎出城外十里长亭。
这正是范纯仁一直疑惑不解之处，若按辽国以往的做派，吃了这么大的亏，绝对咽不下这口气，因此杨逸的话把他的好奇心彻底勾了出来。
“范兄快快请起，我曾闻令尊所言：公事公言，我知有公，不知有私。令尊德高望重，为事皆以公心为准，本不应及罪，我为令尊进言，也只是公事公言，又岂能挟恩求报？”
范佑质接着上前向杨逸行了个大礼，恭敬地说道：“家父年老体弱，被贬南荒，幸得杨学士施以援手，杨学士大恩，佑质无以为报，请受我一拜！”
中国人讲究食不言，寝不语，但奇怪的是，中国人之间的交流，却又大部分是在酒桌上完成的，象这种朋友或同僚之间的宴请，大家通常都是吃得少，说得多。
大宋官员的薪俸极为丰厚，即便不贪污，光是薪俸也能过上非常奢华的日子，杨逸虽然建议重新启用苏轼和范纯仁两人，但相对而言，他对范纯仁更钦佩一些。苏轼贪不贪杨逸不知道，但苏轼和范纯仁相比，私德和生活作风上绝对呈鲜明的反比。
若大宋真强大到‘固国不以山溪之险’了，那忽视河北的地利问题到也无妨，但现在的大宋显然还没有这么强大，这时说什么‘固国不以山溪之险’，未免有些脱离实际了，因此，杨逸认为强兵修甲是刻不容缓。
杨逸也明白范纯仁的本意，他反对大宋对外用兵，他强调人和，强调内修德政，就是希望说服新党放弃对外咄咄逼人之势，安心发展内政。
交几十文役钱你就没米下锅了，恐怕你送给别人的小妾，送给王诜的高俅就不止值几十文吧？
但这次会面，杨逸并不单纯地看作是自己与范纯仁的一次平常私会，或许，这是新旧两党建立沟通的开始。
杨逸不反对凭自己的能力过奢华的日子，他也不认为交点差役钱，就能影响到士大夫的优渥生活。象苏轼那样，带上千小姐出游，只要不花公款，他也乐意看到这样的美景。
洛阳是大宋的西京，街市非常繁华，行人摩肩接踵，叫卖声不绝于耳，更因刚过新年，沿街店面都搭着崭新的彩楼欢门，人们新衣新帽，脸上还洋溢着节日的喜气，各个瓦子勾栏之中，人潮涌动，戏班杂耍处处，让人流连忘返。
范纯仁一味的强调人和，而忽视了地利的因素，对此杨逸有些不以为然，虽然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但光有人和，没有地利，要想保证国家安定，往往就要付出更大的代价。
范纯仁一边请他入席，一边笑道：“任之此翻赞喻，老夫实在惭不敢当，杨家在东京的药铺定期给贫苦百姓施药，田租比别家少收一成，和任之的义举比起来，老夫便算不得什么了！”
若是将苏大才子这份奏章，和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文章刻在一起，相信大家一定会对华彩词章冠绝天下的苏大才子更加佩服吧！
即便是范纯仁也不例外，俩人稍稍动了动筷子，便都停了下来，话题也很快转到朝政上。
杨逸苦笑道：“若是宋辽联手，这天下确实没有敌人！”
范纯仁抚须说道：“宋辽已百年无战事，涿州之变是个意外，任之虽然取得了易水大捷，但这无损于辽国实力，对辽政策，老夫依旧以为应以和为贵，擅起刀兵，于两国百姓皆无益处，任之这次能顺利把和议谈下来，着实出乎老夫意料，提着的心总算是放了下来，来，我敬任之一杯。”
“多谢范相公！”
当初苏轼反对王安石的差役法时，曾有这样一份奏章：自古役人之必用乡户，犹食之必用五谷……大夫捐亲戚弃坟墓，以从官于四方者，宣力之余，亦欲取乐……厨傅萧然，则似危邦之陋风，恐非太平之圣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