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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熙宁七年，迫于旧党及高滔滔等人的压力，神宗变法之心有所动摇，下令曾布彻查市易法，曾布查过后为认，市易法是‘挟官府而事兼并之事’，并如是上奏。
曾布此时与王诜搭上线，就于是和遂宁王答上了线，既不用背负背叛新党的臭名，又等于是和向太后搭上了线，这步棋走得极其微妙。
何世宽大拍惊堂木，接着森然问道：“张士良！宣仁太后病重期间，你与阉宦陈衍疏隔中外，离间皇亲，滥用职权，窃用国器，擅发钦命，种种行径罪恶滔天！来啊！大刑侍候，直到他招认为止！”
见到曾布阴沉的脸色，石曼舒低声问道：“相公，可是前方又起战事？杨逸不是已经和辽国议和成功了吗？”
然而眼看前面是火坑还往下跳，又是智者所不为，这是一个两难之局，难啊！
望着摆满堂边的刑具，张士良胆都快吓破了，这时再也顾不得许多，惨然说道：“大人，小人冤枉啊，元祐年间，小人等确实经常联络吕大防、苏轼、刘挚等重臣，但并非是阴谋叛逆啊！”
确实，市易法就是官府在搞垄断，但王安石为什么这么干，曾布会不清楚？
剥开历史的迷雾，你就会发现，宋神宗和王安石抛开吏治，而专注于敛财和强军，无非是急于扭转外部越来越恶劣的战略态势。
当时大宋的外部的战略态势，已经恶劣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北边的辽国咄咄逼人，更要命的是，青唐的吐蕃已经与西夏和亲，两者一旦结盟，大宋的关中就成背腹受敌，川蜀恐怕也要完蛋。
石曼舒听了神情也立即凝重起来，确实，随着赵煦的身体越来越差，文及甫与张士良一案是新党唯一的希望，此举一旦失败，赵煦若是驾崩，皇权毫无疑问将会落到向太后手中，若是不及早想好对策，到时恐怕很难全身而退。
张士良先是愣了一下，立即抢天大呼道：“太皇太后不可诬啊！小人从未听过太皇太后有废立当今的言语！大人，太皇太后不可诬啊……
或许，她只是以为她的病情还像前几次一样，还能好起来，她以为她还有时间，因此没来得及废掉赵煦而已。
“非也！比前方再起战事严重十倍。”曾布一五一十将事情始末道出。
若是再来第二次，他曾布必定迎风臭十里，恐怕无论是新党还是旧党，对他都难以见容了。
在这个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年代，这是极为了不起的事情，其兄曾巩年刚弱冠便名满天下，在后世更是被列为唐宋八大家之一。
等张士良被打得皮开肉绽，何世宽才冷声问道：“张士良，你可知道罪？”
就在这个关键时候，作为新党骨干的曾布，竟迫于压力拿出市易法是‘挟官府而事兼并之事’的论断。
但是，曾布作为新党的骨干之一，不可能不知道王安石施行市易法，急欲敛财的用意。
王诜与遂宁王来往密切，而遂宁王最得向太后欢心，这早已不是什么秘密。
文及甫和张士良这两个案情，本来是一个完美的呼应，现在却未免有点美中不足，章惇接到并报后，立即下令对张士良开审，这一次无论如何不容有失。
曾布中进士后，先是在地方为官，后来被时任开封府尹的韩维看中，委以重任，神宗皇帝拉开变法大幕，曾布再经王安石推荐，与吕惠卿共同参与制订青苗、助役、保甲、农田之法，成为新党的主要骨干之一。
一旦赵煦出现不测，皇权最终还将会落到向太后手里。
从这个层面上来讲，曾布的论断看似公允，却是背叛了新党的，王安石贬他不冤。
文及甫是文官，何世宽施刑时多少还有些顾忌，他张士良是个太监，在文官眼中可不是什么好东西，行起刑来那是一点都不打折扣的。
得不到想要的结果，就无法追究高滔滔的罪行。
曾家无愧于这幅字的称颂，从曾布祖父一辈算起，几十年间，曾家三代人共出了十九名进士。
文彦博是九十高龄的人了，老而成精；文及甫被押，来之邵突然到来，或许这本身就让这头老狐狸嗅到了不同寻常的意味；当来之邵指责他背后伤人，暗骂刘挚是司马昭时，文彦博突然反其道而行，承认自己确实曾骂刘挚是司马昭；这样一来，反而让新党有些被动了。
凭心而论，曾布对市易法的结论是非常公允的。
何世宽和张商英一听，脸上神色顿时怪异万分，被旧党捧为女中尧舜的高滔滔，竟是个政治白痴，要靠这种可笑的手段，才能应对每日的政事！这真是……古奇闻啊！
正当张士良松懈下来之时，何世宽突然狂拍惊堂木，大喝一声：“说！宣仁太后数月不能视事，致死不还政陛下，任由崇庆宫一个太监窃掌御玺，欺压陛下，她意欲何为？说！宣仁太后是不是打算废除当今陛下，另立新君？”
无法追究高滔滔，就无法废掉向太后。
曾布脸色阴晴不定，内心正在做着艰难的抉择，再次背叛新党，是他不愿意做的，第一次有个冠冕堂皇的理由，还说得过去。
直到张士良痛得一声惨叫出口，何世宽才下令停刑，这让张士良有种虎口逃生的感觉，整个人瘫倒在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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