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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王安石变法之中，有多条新法便是冲着军事方面制定的，对冗兵问题也动过刀子，成效也相当显著；平治年间大宋有一百一十六万军队，到熙宁年间，王安石把军队裁为五十六万八千六百八十八人，到元丰年间稍有增加，也仅六十一万二千二百四十四人。
五代之乱，由此而生。五十三年之间，易五姓十二君，而亡国被杀者八人，长者不过十余岁，甚者三四岁而亡。
去年由于战争，更是达到了惊人的八千多万贯，这个数字已当于明朝近二十年的税收总和。
可惜到了元祐初年，新法被司马光全部费除，王安石的军事改革还没有最终成形便告夭折，加上元祐年间黄河时常泛滥成灾、西夏年年大举入侵，这都使得军队人数再次急剧增加，如今又达到了一百来万。
与冗兵相比，冗官和冗费的拖累就小得多了。而且经过元丰改制之后，裁撤合并了不少衙门，冗官、冗费的问题得到了很大的改观。
刑部尚书何世宽接着说道：“我大宋一遇凶岁，则州郡官吏便以尺度量民之长大，壮健者便招募为禁兵，其次不及尺度而稍怯弱者，则招募为厢兵，官吏招得人多者有赏，百姓因灾荒难度争相应募；故一遇凶岁，则留作农耕之人只剩下一些老弱。朝廷说是不收青壮为兵恐之为盗，岂知招募为兵固然使他们一时不至于落草为寇，却使得他们终生骄惰而空耗国币；自古以来，都是壮健者负责耕作，而老弱者安享闲适，我大宋却刚好相反，今壮健之人招募为兵后任其无所是事，而老弱者却要担当耕作，简直是岂有此理！”
但事实上这种担心却有些杞人忧天，这是典型的文人心态，凡事总是思前顾后，怕这怕那，不敢去实行。
真正要解决问题，绝对不能在朝会上这么漫无边际的讨论，这样根本争不出个结果来。
中书舍人林希接着出班道：“几十年来，除了西北之兵，大部分士卒未曾闻金鼓、识战阵，无所是事而饱于衣食，滋生骄横懒惰是必然；如今入京宿卫的士兵，自己不拿甲胄而让别人替拿，禁兵分发口粮，自己不背而雇人帮背，骄惰如此，怎能指望他们流汗流血保家卫国？不过是白白耗费国用。”
罗城再次提出裁军，顿时在朝堂掀起热烈的讨论；绍圣皇后让大家各抒己见，殿前司都指挥使李克史便出班奏道：“陛下，绍圣皇后，我朝养兵百万，实为不得已，东京周边无险隘可守，契丹一旦攻克三关，便可长驱直入，兵临东京；
何世宽提到一点，那就是灾荒之年招募青壮为兵是防止其叛乱，这一点在立国初期应该说是适用的，如今大宋国祚已稳，根本无须再这么做；试想不招募这么多兵，只保留四到五十万兵力的话，朝廷每年就能节省至少三千万贯开支，哪怕每年只用节省下来的十分之一备灾，即便遇上再大的灾年，朝廷也一样有能力赈济，让灾民安然度过灾年。
国防空虚那更是笑话，王韶熙河开边，打得轰轰隆隆，章惇横扫荆湖，使蛮人至今服服帖帖，神宗五路伐夏，虽然功亏一篑，但那绝对不是因为兵力少，战力差；五路伐夏失败，只能说是天不佑大宋，王韶病故太早，神宗失去了最理想的伐夏主帅，没有理想的伐夏主帅是这次失败的主要原因。
现在基本摸清了，目的也就达到了。
这场朝议，支持裁撤冗兵，整顿军队的人谁都能列举出一大堆的理由，以证明已到不得不对冗兵动刀的时候了。
这些君主难道都很愚蠢吗？其心又岂盼祸乱而不欲长治久安？实不得已也；当时东有汾晋，西有岐蜀，北有强胡，南有江淮闽广吴越荆潭，天下分为十三四，四面环伺，加之中国又有叛将强臣割而居之；
轮到尚书左丞李清臣出班，只见他凛然说道：“自古善用兵者，可使之赴汤蹈火，如今厢兵与禁兵，有司不敢役，迫不得已暂用之，则谓之借用。那些兵将相互转告说，是官吏央求于我们，而调兵的公文也称为请求；夫赏赐者是为酬劳也，如今每逢大礼，无功劳而加以赏赐，三年而一遍，所费八九百万，有司不敢有丝毫拖延；
今大宋立国一百多年，外平僭乱，无敢抗敌之国；内削方镇，无强叛之臣，天下为一，海内晏然，立国不可谓不久，天下不可谓不广；然而兵不足以威于外而敢骄于内，制度岂能适用万世，必定日益丛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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