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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陈克这么说，又看着够严肃却又够放松的态度，路辉天终于确定陈克真的是完全相信自己，真的从没有想过用撤换掉自己的方式来解决湖北的工作方向分歧。确定了这件事，路辉天心里头也生出一种相当实用主义的欢喜。这意味着路辉天可以继续在湖北的岗位上完成他自己的工作。
曹锟如果知道了袁世凯对他的评价，曹锟肯定要大喊冤枉的。实际上曹锟想去内外蒙真的不是因为经济问题，而是他知道自己未必能够打的下陕西。
陈克笑道：“路辉天同志啊，党组织是干什么的？不就是遇到问题的时候通过组织来解决么？如果你觉得我能领导湖北的工作，那就不对。不是我能领导，而是党组织现在运行的越来越顺畅。路辉天同志，你上次谈进步，我就觉得这才是真正革命者的态度。时代在进步，革命也在进步。我们在进步，敌人也在进步……”
曹锟得到的消息中，起义军战前已经确立宗旨，“战后鸡犬不留”。这个消息流传甚广。而西安将军，身为满人的文瑞在告急电报中也说了此事。他苦苦哀求袁世凯出兵调停此事，只要起义军愿意放满人一条生路，他们只愿能够活着到东北种地，其他家当一概不要。电报里头也说得清楚，如果起义军攻城，他们已经做好了同归于尽的准备。
“袁公，那不如让段祺瑞回来执掌陆军部，我带兵去陕西。”王士珍给出了新的建议。
在哥老会看来，所谓“革命”，无非就是灭清复明。起义成功，哥老会出头的日子也就到了。于是，哥老会的首领们在各处公开挂起洪门招牌，开山拜祖，大散海底，扩充势力。把西安弄得乌烟瘴气。
革命就是革命，革命的成败是由革命工作成败组成的。如果把这个态度当成标杆的话，一切想依靠别人来证明自己的举动，都是一种近乎反革命的做法。真的认识到这些之后，个人的宠辱就微不足道，甚至把个人宠辱当作衡量自己价值的标杆这种行为，是极度有害的。
“聘卿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但是没钱开拔。我本想着曹锟如果愿意当了这个陕西总督，所以出兵的时候不用那么多开拔费用。可是段祺瑞的部下在江南捞了一大笔，让他们在北京可以，但是让他们去陕西拼命，我实在是不放心。”袁世凯答道。北洋军每战都需要大笔的经济刺|激，袁世凯对此了解的很。
路辉天很想和陈克讨论一下这些感受，可是他又觉得真的明白了这些之后，再讨论这些就太没有意义了。懂这些东西的同志他就是有了觉悟，凭空去谈这些话很多余。不懂的同志就是不懂，谈了也没有意义，反倒会引发很多没必要的误解。
想来想去，路辉天问道：“陈主席，你还有什么工作交代么？如果没有的话，我有很多东西想请教你。”
但是陕西比福建更乱，起来造反的不是新军，而是陕西同盟会。更准确的说，是陕西的哥老会在同盟会会员的带领下起来造反的。对这批人，袁世凯是一定要彻底根除的。人民党已经无法撼动，袁世凯只能认了。如果新的革命党据有了土地，袁世凯对此不放心。
路辉天打断了陈克的话，“问题是陈主席你在领着大家进步，我做不到这一步。”
路辉天的确有这个认识，在陈克主持湖北工作的时候，因为感受了巨大的压力，路辉天做事的目的一度变成了想让别人认同，好在路辉天的确是有能力的。他很快就发现这么做不对，陈克从不会靠别人的评价来决定同志们工作。“生意就是生意”，路辉天反倒认为这句话某种意义上可以当作自己的革命指南。
“是的，曹锟的意思是想去平定内外蒙。可能有人把一些消息传出去了。”王士珍答道。
而袁世凯篡夺了中央权力之后召开了全国议会，更是给了哥老会会众们一个明确的暗示，“掌握到自己手里的权力才是权力。”联省自治就是陕西人自己当家做主，而哥老会作为土生土长的陕西地方势力，远比现在台面上的这些人更能够代表陕西地方。
9月10日是星期天，是新军发饷之日。上午领过饷后，各军营除留少数值日官外，其余的人大多离营外出。早饭后，张钫、朱叙五领导新军以去灞桥洗马为名，先后由西门进城，按原计划顺利到达东羊市军装局，党自新也率众由南门进城向军装局进发。这时的军装局周围，已三五成群地聚集了数百名徒手士兵和哥老会弟兄。正当张钫与事先联系好的军装局守军排长和库兵商议进军装局的路线时，警察数次前来查问，这时已是上午10时许，张钫见形势急迫，怕再出现变化，使整个起义计划毁于一旦，便当机立断，下令冲入军装局抢枪，枪抢到后，立即装上刺刀，子弹上膛，很快就占领了军装局。接着又打开咸宁县和长安县监狱，放出关押的囚犯，四处高呼：“举义排满，与汉人商民无关！”要求市民不要惊慌。
路辉天是个性颇为坚强的人，即便是因为心情放松哭了一通，不过等他终于用毛巾擦干净了脸，路辉天已经恢复了平素里的镇定。“陈主席，我们继续谈工作吧。我觉得我受委屈了，不过现在又觉得好像不完全是那回事。”
一想到自己要去和这么一帮人拼命，曹锟心里头很是没底。他当然愿意当一省总督，可是如果自己失败了，背后的竞争者可是排着大队要踢掉曹锟的。曹锟不能失败，失败不仅是做不了陕西总督，以后其他省份的总督他也混不上了。相比较，去内外蒙却是一个相对轻松的工作。
张凤翙听到枪声，率军队迅速经西门赶到军装局，一面组织兵力，设岗布防，防备清军来攻，一面通知起义新军，设临时指挥部于军装局，以便联络，统一行动。其他各路起义军，亦迅速按计划占领了各个据点。钱鼎率部占领了藩台衙门和城内制高点之一的鼓楼；张宝麟率部占领了陕西巡抚衙门南院门，万炳南率部占领了军事参议官衙门。城内居民，见到新军起义，沸腾欢呼，有的给义军送吃送喝，有的在门口摆桌放茶，慰劳义军，还有的剪掉脑后的辫子，臂缠白布，参加起义。省城内的回民，也给了起义军有力的支援。西安起义前夕，新军中哥老会首领张云山、马玉贵（回族）即委托回民中哥老会首领金启恒、白玉麟等人秘密组织回民军，准备起义。西安起义爆发的当天，他们接到张云山、马玉贵的通知，立即起而响应。在回民中有一定声望、曾任过管带（营长）的马文英，亦召集回民500余人，由西大街经木头市到达军装局，领取枪械子弹，奉命在回民区维持秩序，并积极投入了围攻满城的战斗。由于起义军行动迅速，兼以广大市民群众的有力支援，起义军仅用半日时间，就控制了城内满城以外的大部分地区。
而陕西当地的同盟会联络哥老会，组建了陕西的革命党联盟。这些人人原拟于10月6日（农历八月十五日）起义。“八月十五杀鞑子”的消息不胫而走，到处流传。由于陕西当局防范严密，陕西当局派人四处探听，甚至拆查信件，以掌握革命党人的起义计划。经过一番侦探，查出健本学堂、公益书局是革命党人的秘密活动据点，同时查出一些革命党人姓名，于是陕甘总督升允下令立刻密谋逮捕处决这些革命党人。
陈克很能理解路辉天的感觉，这也是陈克最近的一个新认识。如果没有革命觉悟的话，革命工作太容易让人感觉委屈。陈克很认真的说道：“路辉天同志，确立革命信仰是件很艰难的事情，革命者是个唯物主义者，他们相信科学，相信民主。相信自己能够不断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如果不能认识到人类的社会性，工作起来会非常困难的。”
而曹锟知道了这件事，不用说，这个消息很快就能传遍整个北洋。人人都想从张家口这个未来的贸易重点里头捞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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