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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士珍并不为袁世凯的话所动，“这不是发火，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大总统，你一定要问我胜算。我觉得我们胜算不过是五五之间。若是拖到八月，胜算不足三成。若是拖到人民党先动手，就毫无胜算。”
王士珍不想再去说什么人民党过于奸猾，这种话他听过无数次。因为战败，王士珍曾经被俘过，也见过陈克。就陈克这年轻人说话没大没小的表现，距离奸猾差了十万八千里。如果陈克不是自己领人造反而是投奔了北洋，他坟头上的草现在都长的老高了。
袁世凯却拦住了王士珍，“聘卿觉得曹锟与吴佩孚谁能当先锋？”
河南军区面对的敌人是驻扎在邯郸的北洋地八军。军长是张绍增。
北洋的问题就是太在乎别人的评价，怕名望受损，怕时机不好。每次与人民党作战都是迫不得已下选择了一个“可进可退”的时机，然后被人民党痛打之后就缩回去。就是这种患得患失的心态，让人民党抓住每一个时机从容发展。
王士珍倒是听说过一些关于粮食的风声，不过去年北洋大量发行银元，又把钱税改成了粮食税，又趁着粮价低的时候大买了一批粮食，军粮倒是没什么问题。却万万没想到事情居然恶化到了这个地步。王士珍脸上很难得地露出了一丝畏惧的神色。
“既然大总统这么说，我就听大总统的。”王士珍答道。只要能够确定五月出兵，谁当先锋并不重要了。其实这先锋也就是个说法，蒋雁行、张绍曾、陆锦，这三个人统领的第七军、第八军、第十军，在河南到山东的漫长边界线上驻扎。如果战争爆发，他们肯定要首当其冲的发动攻势。所谓先锋只是主攻的方向。
历史上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张绍增入直隶督练公所教练处任总监督。清宣统二年（1910年）张绍增随贝勒载涛出洋考察欧美陆军，嗣后任陆军贵胄学堂监督。少年权贵载涛、载洵都是他的学生。清宣统三年（1911年）调任第二十镇师统制，驻沈阳、新民一线。武昌革命军兴起，奉命入关，师次滦州，张向清廷上书12条，主张立宪，还政于民。是年9月，清廷赏予侍郎衔，免去统制职，任命为宣抚大臣。张奏请开去差缺，回津就医，迅即准其所请。
陆军部情报室的处长郑文杰很快就得到了北洋军要出动的消息，若是以往他还会觉得自己掌握了极为机密的消息。但是人民党安插在陆军部情报室的文员已经彻底打消了郑文杰自以为是的想法。这还仅仅是让郑文杰知道的人民党间谍，不知道的间谍到底还有多少，郑文杰觉得周围的人谁看起来都像是间谍。
驻扎邯郸的时候，张绍增整军练兵，成效卓著。不过听说这次有可能会让曹锟来打先锋，与张绍增一起进攻河南之后，张绍增并没有表现出精诚合作的意思。他干脆直截了当的向王士珍建议，请吴佩孚当了先锋。
“把这份文件抄一下。”郑文杰以很随意的态度把文件交给了间谍文员，文员很顺从地应了一声，就开始抄文件。即便见到其中一张是北洋的军事动态安排，他也没有任何惊讶的表情，只是用非常自然的动作把那张文件放到了最后一页去了。
王士珍看袁世凯迟疑的神色，生怕他再说出等等看之类的话。在陆军部经过好一番的争论乃至弹压，加上段祺瑞的帮忙，好不容易达成了五月出兵的计划。这样的局面甚至不用袁世凯反对，只要袁世凯稍有迟疑，“再研究研究，再准备准备”，能到九月出兵就不错了。若是到了九月，肯定有人希望能够1916年出兵。所以王士珍态度坚定地说道：“大总统，我军出兵越晚，人民党准备的就越充分。陈克这人极为阴险，绝不能让他先动手。”
袁世凯并没有打哑谜的意思，他坦然说道：“聘卿，徐世昌已经找过我。军粮的事情远比我们想的要麻烦的多。去年我们大量收购粮食，到现在地方上竟然是一点粮都收不上来。粮价飙升，奸商囤积居奇，现在上下都等着夏收。工商民部的张謇居然威胁我说他要辞职，说今年就算是夏粮收上来，也不可能有什么粮食可买。其他人说的倒也没错，若是此时不出兵，到了八月之后粮食只怕就用尽了。顶多还能打两个月的仗。两个月的时间哪里能打倒人民党呢？”
“那我就回去准备。”王士珍也不会做什么戚戚然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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