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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口纷然，朝廷破坏规矩，唯利是嗜，害处说不完！”司马光义正词严的说道。
现在司马光和曾公亮又老调重弹，皇帝赵顼的脸上自然不会好看，王静辉对此也是不屑一顾。均输法是好的办法，不过就是执行它的官员心太黑了些，主持此事的官员叫薛向，这和他的老搭挡薛向之仅有一字之差，但是其操守实在是让人无法恭维，王静辉没有费多少功夫，手上便掌握了一大堆这家伙贪赃枉法的证据，薛向的老家田产在最近的半年里面暴涨了三四倍，靠他的俸禄就是再过十年他也买不起。
司马光厌恶新法是因为他认为新法的实行必然会产生一个新的受惠阶层，看看王安石启动新法的班子便可以知道这个阶层主要都是年轻的官员构成，通晓政治的他清楚的认识到这些年轻的官员热情是有了，但面对权力，他们的免疫力实在是有限的很，时间一长，王安石的新法条例难免成为底层官员敛财的工具来祸害百姓。王静辉想到的不仅是底层官员会借着新法来祸害百姓，更要命的是这些新法条例虽然反映出了非常先进的经济思想，但放在这个时代却是不切合实际的——先进的事物一定要放在合适的环境中才会起到促进作用，否则所起到的效果恰恰是适得其反。
为此条例司提出的均输法，设发运使官，总管东南六路赋入，有权周知六路财赋情况。凡籴买、税敛、上供物品，都可“徙贵就贱，用近易远”。发运使并有权了解京都库藏支存定数，需要供办的物品，可以“从便变易蓄买”，存储备用。说这样就会“稍收轻重敛散之权”，做到“国用可足，民财不匮”。神宗随即批准均输法，以薛向为发运使主管其事，朝廷给内藏钱五百万贯、米三百万石充用——当然这三百万石米是走常平仓的账目，而广惠仓的因为王静辉的缘故而被严格的保护起来了。
对于王安石心中对市易法的期望，王静辉再了解不过了，市易法的初衷如同前面所推行过的青苗法一般，其出发点都是好的，对付的都不是平头老百姓，而是针对那些存心趁着灾荒囤积居奇发黑心财的大商人，但同样也没有人比他更了解市易法将会给大宋的经济带来怎样的灾难。王安石的均输法已经够让人头痛的了，王静辉早就在下面运作来阻挡均输法的进一步推行，甚至在寻找机会把均输法废除，此时要是把市易法给放出来，那对大宋的经济实在不是一件好事。
虽然王静辉非常痛恨贪官，像薛向这样的人是绝对不会手下留情的，但这个时候是讨论是否要扩大招收厢军，而不是成为保守派与变法派互相扯皮辩论的场所，时机不当，他也只好压下心中的想法，躬身说道：“圣上，臣以为新法条例总体上出于公心是好的，不过在实施的过程中有不当之处也应该矫正，至于王相建议在河北实施均属法和市易法，臣却不敢苟同——河北诸路现在正在遭受罕见的旱灾和蝗灾，这个时候正是人心不稳，新法条例纵然是好事，但中间的问题却是不容回避的，最好还是不要在这个时候把还有缺失的新法条例放到河北灾区实行，恐会引发一些难以预料的事情！”
“平心而论，新法是良法，可惜无得力之人支持，薛向小人！假以货钱，任其变易，纵有所入，其数额亦非常可疑！”赵忭不管王安石和司马光愿听不愿意听，他也没有王静辉这么多的顾忌——赵忭在朝中的地位非常玄妙，他一手促成了皇帝赵顼在前任英宗赵曙没有病故的情况下登基继位，这中间涉及到了另外一个政治传统。
不管怎么样，所有保守派官员在听到王静辉出言阻止新法在河北诸路实行，心中总算是松了口气，对于他们来说显然新法比扩军更加可怕，尤其是河北之地，那是保守派势力所把持最为顽固的地区，在那里坐镇的韩琦和洛阳的富弼遥相呼应，一个青苗法便已经让河北鸡飞狗跳的了，若是均输法和市易法再放到河北去执行，那还不知道将会惹出什么样的乱子。一些保守派大臣虽然比较固执于党争，但也不愿意看到本已经遭受大灾的河北诸路再被新法浇上一勺油，使得局势陡然变得不可收拾，那对谁都没有好处。
“修筑农田水利设施、疏浚运河、修整道路这些都是要花钱的，朝廷却拿不出这么多钱，难道驸马要白掏吗？临时入军籍，到何时才可转化为平民？是否要发放武器进行操练？！”吴奎问道，他是三司使，对于要花钱的地方自然是要问的清楚一些才好。
王静辉记得曾经在读宋朝历史的时候，在绍熙五年（1194）六月，枢密使赵汝愚逼宋光宗退位。此事史称“绍熙内禅”，事件的起因是宋光宗患精神病，无法处理朝政并长期不去看望做了太上皇的父亲宋孝宗。尤其是宋孝宗去世时，宋光宗拒不出面主持丧礼，以致“中外讹言，靡所不至。”以赵汝愚为代表的一批士大夫逼宋光宗退位，目的是为了稳定政局，维护赵氏一家一姓的统治。但是中间却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孟子·万章》篇称：异姓之卿，“君有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去”；同姓之卿，“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宰相留正作为异姓之卿，见势不妙，立即逃出临安城去。赵汝愚作为同姓之卿，则不能一走了之，只得“易位”即另立他人为帝。
不管王安石出于什么样的目的站在自己这一边来支持厢军扩招计划，王静辉还是必须要看重的，毕竟在这个时候多一份助力便多一份把握，况且王安石不同于一般人，他是大宋两个领军人物之一，也唯有他的声望能够抗衡司马光。
前一段时间有个叫魏继宗在《梅雪》和《大宋明镜报》上发表文章，文章中指出：京师百货所居，市无常价，富人大姓得以操纵取利。他建议设置常平市易司，管理市场，物价贱则增价收购，贵则减价出售，说可以使“商旅以通”，“国用以足”。
当时等到王静辉知道魏继宗所发表文章的内容后，才意识到历史上正是因为这家伙的上书才启发了王安石制定市易法，不过这个魏继宗不用上书，而改成在报纸上刊登文章便可以达到自己的目的了，这让他有些哭笑不得。魏继宗的文章并不是问题，事实上王安石早就制定了市易法，并且在王静辉的干预下放到西北王韶那里去执行了。由于有王静辉的商人资本在支持王韶在本路陇州古渭城设置市易司，管理商货，借官钱为本，每年获利在五六十万贯以上，而不是历史上区区的一二十万贯。
其实不仅是均输法，王安石所提出的各种新法如果能够在清廉官吏的运作下，成功的可能性还是非常大的，即使失败波及的范围也不会太广，根本不可能会出现民怨沸腾的情况，唯一的解释便是执行新法的人有问题。突然他的心中倒是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想法——让执行新法的贪官去找河北那些黑心的土豪的麻烦，那该是一个怎样的场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