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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改之之见，韩国公的做法莫非是最好的办法？”
司马光点点头说道：“其实报纸之作用，某这几年也看在眼中，虽然在一些地方报纸的处理方式并不妥当，但平心而论，这确实如改之当初所言——天下平添千百御史，一般不肖官员也是诚惶诚恐，深受天下士人所称赞！至于改之所说之事，某自当会权衡，改之尽可放心！”
“先生博古通今，精心治史，自然明白皇权大小对于一个王朝来说意味着什么。富弼和王安石之间的矛盾便是在于皇权限制之争——富弼想借‘天命’来限制皇权，准确的说是限制皇帝对权力的滥用，这种想法是极为正确的！而王安石为了推行变法的需要，在这个时候却是希望皇权的力量达到最大限度，以便使皇帝能够支持他推行变法，避免反对意见对变法的阻碍，这样做倒是可以理解的，当年商鞅变法不也是在皇权的强力支持下才成功的，王介甫自比商鞅，精研《老子》权谋之道，自然想到的便是这一道路。”王静辉还是没有正面回答司马光的问题，继续按照自己的节奏来“催化”司马光。
不过王静辉现在还是愿意同保守派进行合作，而不是把报纸这件利器交给变法派——变法派在历史上的作为他可是非常清楚，底下的官员为了往上爬，可没有少拍王安石新法的马匹，邓绾等人便是凭此发迹的，王静辉自然是不愿意变法派变得更加强大——变法派的强大便标志着帝国内政官员体系出现了极大的隐患。
“强弱”指的便是皇权和相权，在戒念看来，想要在主角生存的年代用几十年建立初级资本主义这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个人倾向上，戒念更倾向于在此基础上形成君主立宪制，主角所做的便是为此打好基础。暴力革命是绝对不可能出现在本书当中的，主角的出现肯定会加快社会制度的发展，但完成社会的转变是一项及其复杂的工程，主角就是当了皇帝也未必能够完成，这就要看主角的后继者们来如何选择书写历史了，所以在此方面有些幻想的读者就免谈了。
“这也未必！在下前来和先生商议朝廷出版报纸事宜也许便是一条比较好的通路，只是这么做前途也是不明罢了，但绝对要好过韩国公的办法！”
司马光听后点点头，他能够理解王静辉话中的意思，自古以来皇权强弱之间的转换明显的应对了一个王朝盛衰的变换，皇权强弱与王朝盛衰有着直接的关联，但这中间的关系又有着其极为复杂的关系，并非是绝对遵循一个规则而运行的。即便是他自己在这个问题上也只是有个模糊的认识，而王静辉能够对此做出如此判断已经实属难得，这与驸马的年龄和阅历有着极为不相称的对比，不禁让司马光对驸马的评价有高了几分。
逆向消长又分为两种状态。一种是皇权加强、相权削弱，如汉武帝后期。当时，“丞相府客馆丘虚而已”，丞相空有其名，“无能有所匡言”。其原因在于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信任由其亲属和亲信组成的名叫尚书的内朝，并用内朝分割以宰相为首的外朝的权力。这不应视为常态，除了与君相一体的原则不符而外，还有三个缘故：第一，汉武帝末年，决策失误明显增多；第二，汉武帝死后，随着皇帝个人对国家政权控制能力的降低，皇权旁落于外戚之手；第三，更重要的是这只不过是中央最高行政权力转换的过渡阶段，尚书台到东汉初年便正式成为中央最高行政机关。另一种状况是相权加强、皇权削弱，如东汉末年。这显然属变态。一是由于当时相权已由“佐天子”蜕变为“挟天子”，丞相曹操大权在握，汉献帝傀儡而已；二是因为后来到曹操的儿子曹丕时，便取汉献帝而代之。可见，相权强皇权弱往往只不过是改朝换代的前奏。
“先生也不用对此太过悲观，其实我朝政治体制和前代历朝历代均有不同，为了防止皇权滥用，我朝在观念和制度上都有着很严格的限制，不过是一般人很难看得出来便是了，其实若是加以利用，促使皇权不被过当的滥用还是非常稳妥的！”
“这和报纸有什么关系呢？”
“‘天变不足论’？！”司马光默默的想到。
王静辉摇摇头对司马光苦笑的说道：“先生这么说难道也认为魏国公的‘天主人君’是最好的方法吗？先生心中自然是对此法也心存疑虑吧！”
“观念和制度？”司马光反问道。
这一章大量的论述采用了引用，资料来自于网上、我所看过的一些参考书、还有一些散乱的资料，在通常状况下戒念是不愿意引用这种资料的，毕竟大家都是在花钱看书，看这些资料没有什么意思，不过若缺乏这些资料，王静辉和司马光之间的对话就显得非常干燥，所有的人读起来非常困难，即便是读者预先阅读了资料篇也是无济于事，因为戒念曾对着这些资料埋头了好几天，原始资料是极为枯燥不堪的。读完这一章后，读者将会对宋朝时期高级政治原生态有一个初步的概念，有些东西看起来是不可思议的，但都能够找到其存在的理由，舆论在宋朝威力的大小实在是让人难以预料，当然戒念会选择更加有利于主角的方向来进展。
司马光叹了口气说道：“改之这次你需要某做什么？尽管道来！”他说完这句话，就心神疲惫的靠在椅子上，和驸马进行这样的谈话，所耗费的精力实在是太大了，并且这个话题在严格意义上来说还是属于禁忌范畴内的，不过即便是皇帝知道有如何？宋朝政治环境要宽松的多，这根本就构不成什么罪名。
范祖禹说：“人主不患有过，患不能改过也”；刘黻讲：“大凡人主，不能无过。”这正是以“人君有过”观念为基础，当时人强调：“宰相以正君为职”，“士大夫以面折廷争为职”。皇帝在头脑清醒的时候，也并不自以为一贯正确。宋太祖为“偶有误失，史必书之”而发愁；宋太宗告诫宰相：“朕若有过，卿勿面从”；宋真宗要求宰相充分发挥作用，力争做到决策“无失”；宋仁宗担心自己“所虑未中于理，而有司奉行，则其害已加于人。”至于素有南宋英主之称的宋孝宗，更是不时反省自己，他多次叹息：“功业不如唐太宗，富庶不如汉文、景。”在王静辉看来仁宗皇帝的这种叹息前半句是毫无疑问的正确，但后半句，仁宗皇帝在休养生息和发展经济上所做的可比文、景两个皇帝要好多了。
宋太宗不止一次地说：“无为之道，朕当力行之。”这便是宋朝的“君道无为”，当然，宋真宗自称：“朕未尝专断。”他完全赞成这样的主张：“陛下除礼乐征伐大事之外，其余细务，责成左右。”宋仁宗表示，政令“不欲自朕出”，而要“付之公议”。于是，在君主专制前提下，形成了分权格局：“上自人主，以下至于百执事，各有职业，不可相侵。”皇帝越俎代庖，士大夫往往反对：“今百司各得守其职，而陛下奈何侵之乎？”如果妨碍宰相履行职责，反响更加强烈：“天子而侵宰相之权，则公道已矣。”
“报纸可以让全天下的人都可以变成赵普！”王静辉翻开了自己的底牌，来给司马光打气：“先生或许是认为在下有些幼稚，不过皇权的限制绝对不可以依赖于‘天命’，古往今来‘天命’有多少次被心怀叵测者所用，又造成了什么样的危害，想必先生对此明白的很！”
司马光听后也是微笑了一下说道：“的确如此，不过某也拿不出比韩国公更好的办法！”
同向消长亦分为两种状态，一种是皇权与相权都弱，如唐朝末年。宋人尽管有“唐末帝王，专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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