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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大宋君臣已经沉迷于王静辉非常煽情的奏章当中，对奴隶的死亡人数并不是很在意。只是对王静辉在奏章后面专门用大量的笔墨来建议大宋提高奴隶待遇，给予更好的伙食待遇和医疗待遇而感到奇怪——王静辉知道单单是修路建桥，尤其是在北方进行建设也许不会造成奴隶的大范围死亡数目暴升，但以后这些奴隶主要运用方向是大宋的南方和南洋的开发，那样残酷的荒蛮环境才是对奴隶最大的考验。尤其是奴隶大都是世代生活在西北的党项人，仅仅水土不服就会造成奴隶死亡数字升高，更不要说什么瘴疠甚至是爆发瘟疫了。如果一旦出现那样情况，王静辉简直不敢想象会是怎样一个场面，估计他自己也会被牢牢的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后世的人在修《宋史》的时候，仅仅凭这一项也足以将自己打入《奸佞卷》和历史上宋朝的大昏官做伴吧？！——要知道他可是建策的人，如果由此引出皇帝失德，那自己就会被拿出来顶缸！
天下自有“扬一益二”这种说法，可见扬州和益州的地位在大宋君臣心目中的分量，尽管自王静辉出山以来楚州、杭州的经济总量贡献程度已经远远的将扬州和益州甩在了身后，但在大宋君臣心目中扬州和益州的地位一样没有太达的动摇，尤其是益州更是如此——益州就是后世的四川，在目前来说除了长江水道之外，益州的赋税和产品的运输路途根本没有第二条路可走，但是依靠水运和农民种田看天吃饭没有什么区别，大宋的命脉还是太过依靠长江和京杭大运河两条水道，毫不客气的说，如果这两条水道一旦因为天灾崩溃，那大宋所面临的麻烦可不是一点半点，甚至说亡国也很有可能！
“介甫也未免心中小气了！”司马光听后不以为然的在心中想到。
看到王静辉这么安排俘虏，司马光等人也放下心来，毕竟王静辉对党项擒生军的残酷虐待已经让所有的人对驸马的俘虏营产生了很大的恐惧感。其实王静辉对俘虏的待遇是非常不错的，除了那些党项擒生军之外，其他的俘虏只要老实干活是不会受到鞭打的，而且他还向直接监控俘虏的宋军将领下达过不得无理虐待战俘的命令，只要他们不造反就用不着取他们的性命。并且在俘虏营中俘虏还享受了非常不错的医疗保障，甚至他们还可以接受教育，不过这毕竟是少数，可以说等过上十年或是更长的时间，从他们的身上就找不到任何战士的痕迹了。
王静辉曾经应承过富弼，由富弼打下一个铁桶西部，然后他再来加大投资建设，现在也是兑现诺言的时候了。这些妇孺不可能像党项俘虏那样去挖河开道或是去开矿，但她们却比男性更擅长织工，只要培训得当，王静辉就可以平白多出近两千的纺织女工，这也解决了楚州商人在西部设立纺织作坊的人力问题。
王静辉知道这个时代的科技还无法和后世相提并论，但他更相信自己手中的金钱和奴隶能够创造奇迹，不仅仅是利州路，在大宋这张图纸上完成他心目中的交通网络在这个时代看来本身就是一件极为疯狂的事情。他要通过奴隶和朝廷的南方厢军屯田计划来慢慢完善这个计划，无论是军事上、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要求大宋至少在自己的地面上尽可能的完善交通系统，只有这样才能够最大限度的掌握自己国土的绝对控制权。
“诸位爱卿，可对这份奏章有何看法？！”皇帝赵顼手中拿着王静辉的那份《今后五年奴隶使用方向札子》挥舞着，尽管他日渐成熟，但以目前他的执政经验还看不出王静辉在这份札子背后所隐藏的心意。尽管从王静辉接手奴隶的时候就开始一丝丝的暴露自己的“交通野心”，但能够深刻意识到这种“野心”的人并不多，就算是有也不会轻易开口——王静辉平时的表现实在是堪称“满分”，任谁也没有想到一想主张平稳的驸马的内心会藏着如此大、如此冒进的计划。
除了大力发展海运以减轻大宋对京杭大运河的依赖之外，王静辉提出的办法就是修路，大规模的修路架桥以解决大宋的交通问题，其中一个重点便是解决利州路的交通问题，这样不仅有利于利州路的赋税和商品进入北方，也同样有利于大宋对利州路的统治——利州路便是西南夷作乱的重点区域，宋初王小波之乱也是发生在利州路，所以解决了利州路的交通问题就会使大宋对利州路在内的大宋西南进行更加有效的统治。
“臣以为此策可嘉！”司马光没有回应王安石的目光，他想得更多的是如果驸马借着大规模建设的机会要求国家继续在财政上大力投入，一旦超过了他的心理底线，说什么他也要阻止！
当皇帝赵顼和他的重臣们看到这一连串触目惊心的数据后，他们可能还不能够想象万里道路是什么概念，但在最后王静辉将这些工程折算成京杭大运河的时候，他们立刻明白了这些奴隶的巨大价值——晚唐文人韩偓写的《开河记》中描写了修河民工的悲惨生活，文中写道，隋炀帝派遣了酷吏麻叔谋主管修河，强制天下15岁以上的丁男都要服役，共征发了360万人。同时又从五家抽一人，或老，或少，或女子，担负供应民工的伙食炊事。此外杨广还派出五万大汉作为监工，因为劳动负担很重，监工督责太急，动不动就用棍棒毒打，所以不到一年，360万民工死者竟达250万人。
在安排好叛乱部落俘虏后，王静辉汇集了所有关于战俘使用情况的资料，经过一番细致的分析后，写了两份奏章《自治平三年以来战俘奴隶使用状况》和《今后五年奴隶使用方向建议》。在这两份密折当中，王静辉依旧使用了大量的数据，列举了一个又一个事实以证明自己当初使用战俘作为奴隶来建设大宋策略的正确性，并且还对未来如何使用奴隶作出建议。这两份奏章一个算是对以前奴隶使用过程中各种优缺做个总结，另外一个则是先对未来的五年做一个规划，承前启后这不仅仅适用于奴隶，也是根据大宋目前在这个时期所处的“国际环境”而专门对奴隶使用定下一个基调。
战俘进入奴隶营之后，各方对这样的安排也都颇为满意，在他们看来这样的安排都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即使是立场最为强硬的武将派别也不愿意手上多染鲜血以干天和，吃亏的不过是驸马一人而已。倒是所有的人都非常热心关注驸马到底来怎么处理这些战俘，毕竟这次战俘中可以真正当苦力的人并不多，五分之四都是妇孺，这可怎么安排啊。
王静辉在奏章的后半部分只是略微提了一下几年来使用奴隶进行建设，奴隶因为各种原因死亡人数也达到了五万，不过在福宁殿中的重臣和皇帝心中都明白这五万死亡人数中大多都是以前西夏的擒生军，当然也不排除在各种工程建设当中因为劳动强度或是其他危险而死亡的奴隶。要知道当初王静辉之所以非常固执的建立奴隶营绝大部分的原因便是因为西夏擒生军掠夺大宋西北人口，为了报复才会如此残忍的虐待擒生军出身的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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