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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官场，事情完成之后，也使得洛阳官场焕发生机。
吴国目前的处境，是北有大唐，西有马楚，南有刘汉（南汉），东有吴越、闽国。但因其掩有淮地，北至海州（后世连云港一带）南抵长江口，故而有千里海岸线。
莫离笑道：“就是不知宋王得知此事后，会是何种反应，他那刚直的性子，之前可是把赵王恨惨了。”
正如冯道所言：“治理天下官员，在疏不在堵。贪官污吏是惩治不完的，就算杀再多人，也未必就能使官场风气焕然一新，整顿吏治，惩办不法只是第一步，意在威慑不良官吏，使其畏惧律法，而后以律法为依据，整治官场风气，重塑官场秩序，引导天下官吏务实向善。”
这一点，从李从厚表现出来的性格就能看得出来。
“徐知诰有今日之失，也不冤枉。凡事皆由因果，闻其果，知其因，便知那些让人意外的结果，其实都是必然。”李从璟长舒了口气，随即笑了笑，“天下之大，人各不同，别人家要兄弟相残我管不着，但在我们家，只有兄弟同心其利断金！家不治，何以治天下？”
莫离笑而不语。
便纵是事后楚王给予回报，那也不是大唐想要的。
唐军辛辛苦苦南下，损兵折将，岂能做这吃力不讨好的事。为他人守家门，那唐军成了甚么？
先前百战军平定宣武军后，东行山东去定诸藩之乱，只不过是个幌子罢了，意在吸引各方视线，为侍卫亲军之隐秘调动作掩护。
总而言之，若能夺取江北，就能极大削弱吴国国力，而相应极大增强大唐国力。
“马殷病卒时，大唐刚定蜀地，国内又未整顿吏治，削平宵小，加之新政深化在即，不便多生事端，遂只能暂且安抚。而今大唐北弱契丹，内强州县，诸事都在平稳向前，腾出了手来，自然要放眼天下大局。”
一个人之所以是他现在的模样，是由他的成长阅历所决定的，这个阅历就包括亲身经历与所见所闻，在李从璟的有意熏陶和耳濡目染之下，可以说李从荣打小就有了兄亲弟恭的性子。
在这种情况下，对州县吏治的整顿，就容易多了。
虽然急躁，但未显其乱。
李从璟南征北讨，与各方诸侯生死较量，也不知用过了多少计谋，算计了多少人心，他既有此心性谋略，又岂会对身边之人视而不见？
且说王朴提出先定江淮之策后，秦王府众人是有一场大辩论的。
这话说的不错。
总而言之，唐军此时入楚，是因为火候到了。太早入楚，纵然打吴军较为轻松，但事后强行吞并楚地，吃相就太过难看。江南毕竟诸侯林立，大唐太过强势，引得诸侯人人自危，亦或与吴国联盟，那就未免不美。太晚入楚，楚地就都成了吴国的了，得不到楚军与楚王臣属的相助，那打起来就太费力。
而后，李从璟将整顿吏治、官员撤换、推行新政之事，交给随之同行的任圜等官员，便快马加鞭直扑淮地。
李从璟同意冯道的观点，因为他知道明太祖洪武年间，朱元璋惩治贪官污吏最是严苛，甚至可称杀人如麻，但结果表明，这并没有甚么太大作用。
这回李从璟用兵江淮的布置其实很明确。
这件事的起因，还要追溯到当年先攻淮地还是先攻两川的争论。
冯道的话，从制度上而言，就是确立一整套强而有力的监察体系，并且笃力行之，使得官员不敢触犯律法，以此达到肃清吏治、政治清明的效果。
李从璟东行之后，山东作乱的藩镇，因民众心向朝廷，而李嗣源多有布置，又且军民畏惧李从璟与百战军的威名，遂不日悉数平定。
“姑且莫说从厚，下回回洛阳时，永宁还指不定对我如何呢。”想到这里，李从璟就有些发怵，“你是没看到他揪着从荣耳朵进宫的样子，分外吓人。”
李从璟冷哼一声，“楚王名义上虽向大唐称臣，实际上却行割据之实，此事若是放在前些年，大唐姑且可以容忍，但时至今日，大唐国势远非昔日可比，可就断难姑息。”
其中尤其是任圜，本有济世之才，史书说“任圜有纵横济物之才，无明哲保身之道”，可见其才能不差，其不善明哲保身的缺陷，有眼下他跟李从璟的关系在，也就不是问题。
大唐想要的，是将楚地收入囊中！
彼时王朴曾有进言：“先争江淮，有许多好处。其一，南北之争，得淮地者得先机，夺得淮地，便能在战局争得往江南用兵的主动权，在军事上完全处于居高临下的态势，大唐得淮地，江南就只能被动防守；其二，江淮之地，有渔盐之利，商贾富豪之家云集，若能尽得江北之地，则朝廷每岁可增财赋巨万；其三，江南诸侯，杨吴为最强，若得江南，可封锁杨吴出海之道，使其困于一隅之地，亦无法再与契丹相通，日后平定杨吴，可四面合围，使其无转腾余地；其四，大唐得江淮，方便往海上通商；其五……”
李嗣源、李从璟父子，谋划与布局之深远，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