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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空间。哥伦布、麦哲伦们出海的目的既不是为了探险也不是为了发点小财，他们是为了缓解土地矛盾寻找出路。
大明这帮贪婪的封建统治阶层，下夺小民之利，上亏公道之赋，而繁重的赋税差役却要转嫁到广大底层农民的身上。
虽然赐田以外的自置的私田，应与“齐民一体当差”，但明中叶以后，法律废弛，权贵们更加肆无忌惮。实际上王府、勋贵的所有田产都享有优免一切粮差的特权。
其实这种危险的局面，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已经料到了。为了防患于未然，洪武初年的《大明令》禁止投献。历代大明皇帝当然也深知投献之弊，几乎每代也都要颁发禁令、禁律，有的甚至十分严厉。
洪武时期，明太祖朱元璋曾诏令“额外垦荒者永不起科”，就是永不征收赋税。可他们被投献之后，却要缴纳苛重的籽粒、地租，并且由自耕农降为庄佃、佃户或奴仆。
后世对明末的人口众说纷纭。明代最后的全国官方统计，为五千余万人，时间为明光宗泰昌元年。
于是，圈地运动开始了，羊吃人把农民赶出土地，以便适应对殖民地的贸易需求，1495年开始，英国的流民法把失地农民强制赶进血汗工厂、码头、矿山。
后世很多学者认为，综合来说认定明末人口在2亿左右，如今已经成了人口史学界的主流观点。
明代中叶以后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土地“投献”之风盛行。虽然万历初年，张居正雷厉风行的清丈土地，抑制兼并。但人亡政息，投献之风更烈。
贵族以外的官绅同样是特权阶层，虽然低于贵族，但却高居于庶民之上。他们也享有优免权。与贵族优免不同的是，他们是论品定额优免。
赋税和差徭是封建国家赖以存在的两大经济支柱。但由于大规模的土地兼并，国家控制的土地和民户锐减，以至形成“邑无王民”，“皆乡官之户”的严重局面。
殖民地是宗主国的原料来源和商品销售地，以最大的殖民国家英国为例，英国人在北美和印度及非洲并不发展工业，殖民地的消费品供应来自英国的垄断贸易，这反过来刺|激了英国资本家在国内兼并土地的胃口。
西方史学家总是把海外殖民描绘成探险家的开拓史，把发现新大陆归功于欧洲人特有的冒险精神。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对于耕种向朝廷纳粮土地的那部分农民来说，土地被投献后，往往一田二税，一身二役，要同时对国家和纳献者承担封建义务。
但是这个官方统计的人口数字是不完整的，这仅是官方所掌握的赋税人口。还有大量的人口被隐瞒。
因为教会和各国封建主占据了大量的土地，他们非常害怕农奴们把仇恨的目光对准他们。于是，在教皇的蛊惑下，各国封建主在欧洲各地疯狂的动员，组织起一支强盗军队侵入东方，这就是历史上的十字军东征。
对于未被投献、仍在官府控制下的那部分农民来说，负担急剧加重。王公勋贵、士绅官僚控制的土地、人口越多，国家控制的越少，而朝廷征派的税粮、差徭不仅不因此而减少，反而日益增加。
而且明末各地佃户的地租奇高，当时江南一亩地的收获，有三分之二要交给地主，加上朝廷的各种差役、赋税，逼得佃农只有选择逃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