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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虽然数度有所反复和纷争，但都在大唐中兴的强势之下，无疑都被压制和消弭，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乙未之乱爆发后，也自然而然的波及到了作为海外三藩之一扶桑。
这个扶桑藩还真有些卧虎藏龙的意味啊；想到这里，我决定把阿琪叫过来再好好的炮制一回。
然后在巡曳当中一边操练一边索敌，击沉和俘获一切来自扶桑方面的船只和运力，而尝试封锁和断绝，这些来自扶桑之地的后援和输送补给；必要的时候还可以寻机登陆和摧毁相应的额港口，至少以淮军水师的装备和训练，面对扶桑方面就算数量上少一点，也足够形成海战中的优势；
其中，打着为梁氏报仇的旗号，以夷洲的源氏和平氏两家为先锋，引南海一路偏师渡海攻入扶桑之地，最终杀进山城京，流放了与李唐有所渊源的白河王，另立别系的崇德王，而开启两家轮流在京执政的历史。
再者，再通过后续追加投入新罗藩的力量，以新罗为舞台和战场，继续重创这些扶桑方面的外援势力，最好把他们都留在新罗之地，自然而然的就会在扶桑本土的令国内，造成某种打破平衡的连锁反应。
而在对藤原氏南家残党追索株连当中，有藤原胜押美的第四子和从弟，得中土渡来人的海船帮助，在金泽岛脱出了追击，而一路渡海逃亡南下，最终在当时梁公分领之一的夷洲落脚，自此在当地落地生根重新繁衍开来，并且以宣誓效忠的代价蒙得重新赐姓，这才分别有了后来的源氏和平氏两大支系。
经过了一系列的运作和交涉之后，宣布将倭国王姓一族，内迁置于大唐的保护之下，以江城王前往联姻的形式引入李唐宗室的血脉，于平城、山城两京之外，另行营造平安京（今日本京都）为新都，自此结束了世代的纷争不休，而开启唐人在倭国的土地上进行分藩开拓的进程。
然而这一次事情不一样，在城外城内的战斗中，都出现了大量来自扶桑藩的倭军身影，他们的战斗意志和士气，训练和组织度都比那些裹挟来的乌合之众，要强上一些程度的；因此，后续巷战的时间也被相对拉长了。
并且至少当场缴获了好几个藩主大名的旗号，通过拷问俘获无一例外的都指向了，扶桑北朝势力所属以吉良氏为首的关东诸侯集团。
当然了，现在作为最大的敌患北朝渐去，能够抽出手来的国朝大梁，想要改变南北分峙的局面，已经不再是一句空泛的遥远预期了。
重新柞位而改称称德王，废除藤原氏的一系列措施和政策，推行崇佛为基本国策。进而册封道镜为太政大臣禅师，设立了法臣、法参议等僧侣大臣，自此开启了僧团参政的国主/法王二元时代。
这一次的结果，似乎也没有什么意外。
因为作为忠清道北部的首府和京畿地区外围，这是一座新罗地比较少见的大城，完全仿照中土规模和建制，因此最盛时可容纳十万人口；在此之前，当地十几家诸侯组成的联军，断断续续围攻了数月，也没有能够拿下来。
最终以奈良六宗为代表的新兴僧人集团与传统贵族阶层的矛盾激化，以藤原四家之一的南家之主，太政大臣藤原胜押美，发起了一场席卷平城京在内十数国的叛乱，一度将已经退位的孝谦女王追迫出走京畿，而拥戴淳仁王为新国主。
毕竟，以国朝气吞江南而并有中原的巨大体量，就算是什么实质行动都不做，光是一个名分大义上的支持，就足以形成打破扶桑整体大环境的连锁反应了。
一方面继续借助国朝大梁的旗号，拉虎皮做大旗而制造舆论主动声援和支持，与扶桑东国势力对立的南朝；制造声势和舆论上的压力，起码让南朝方面有了再度发起侵并攻势的动力和契机；
因此，自乙未之乱后留下来的某种残余惯性和影响，各种势力分作南北两大阵营，而以各自执政的源氏和平氏两大巨族为首，相互争斗不休已经有一百多年光景了。
这样的话，负责监视平卢道方面的刘琦所部数营海兵队，就要撤回来了，他将要和宗泽重新搭伴，作为这只混合船团的正副主官。
只是扶桑之地持续上百年的战事虽然极为频繁，但却是各个家系和名主之间的私相争斗多而区域决定性的会战少，且无论在战争的规模还是烈度上，都是与中土大陆无法比拟的。
另一方面则是组建一支由战船和运兵船，辎重船组成，有一定较长自持能力的混合水师；沿新罗南部外海北上而在相应海域和航线中待机、巡逻。
因为，与另一个时空处于平安时代而相对落后贫乏的日本国有所不同，这个扶桑藩可是一度作为李唐皇室的支系分藩，而长期存在与历史当中，由此也为当地文化和技术，带来了文明发展上翻天覆地的变化。
其中又夹杂着，所谓东国的持统派（来自大陆倭人后代）和西国的归义派（海外归来的倭人后裔），之间绵连世代的仇怨与攻杀；掌握政治特权和私兵武装的“三京五山”僧团，与南北公卿世系之间的勾心斗角和连横合众……
所以扶桑地方上的那些蝼蚁之民，多多少少能够得到一些苟延残喘，乃至休养生息的短暂间隙，而苦苦煎熬着在扶桑之地的各个角落里继续繁衍和存活下来。
因此，从这一点上推及开来，扶桑的诸侯们想要主动染指和渐进式渗透，那些中土大陆的边角之地，也未尝不是某种谋取后路和积极寻求出路的一个现实方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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