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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此次行事的底气和凭仗自然不是空穴来风的，只要国朝下定了决心而推动以大势使然，就连昔日威名赫赫几代人，坐拥重兵数十万的东南行司，在国朝的一声令下也是说消亡就消亡了，难道区区一个立足不过十年的淮镇，就想因此能够置身事外呢；
只是，随后的几年光景当中，他的运气和境遇就有些未能尽如人意了。
就是这位早年曾经远赴北地的时候，意外寻获了国朝先祖梁公所流下来的密藏，而多少得到被称为“梁公天书”七卷当中，关于兵法韬略的部分内容和心得，这才像是变了个人一般，回到广府后开始发迹而扶摇直上云霄。
可以说，除了远在岭内而影响力有限鞭长莫及的五路总管宁冲玄之外，当朝新北党人之中已经是他私下可以一言而决和主导的大好局面了。
尤其是那个被私下讨论的最多，非议也是最多的淮镇。
因此，在他们的有意无意的推动之下，官拜抚军大将军，长期执掌总纲参事府的孙静邦，自然也有自己的想法和见地。
虽然如今他，依旧拥有节制北地诸位帅臣的名分和总管头衔，但因为受到原本北人党背景的牵连，他也最缺乏的无疑是参与两次北伐的资历和人望，而不得不和那位长期执领东南行司的宁总管一样，呆在后方的大本营里担待起襄赞军国事的“重任”；
但是国朝两次北伐大业的过程，却是严重冲击和破坏了这种沿袭日久的惯例和传统；无数年轻新晋的将帅因此如雨后春笋一般冒出来，又因为种种功勋和战绩，而被战时大本营和江宁行在就地破格简拔起来；
真的就只剩下襄赞辅佐的建议之权，还有就是根据上意和决定，制定相应的对敌方略和战局部署而已了。如果不是监国为了权衡内部，而将他列为战时大本营的一员，他甚至连参与最高层军国决策的资格都没有了。
因此，身为与正副枢密使，知事们，比肩同位的参事府总章和佐贰官们，很容易籍此培养起广泛的人脉，也是国朝异论相搅制度下制衡枢密院、兵部滥权的一个关键；
而以国朝立国上百年的，并不乏炮制和收拾权臣，或是尾大不掉藩镇的手段和方案。有时候是简单的一封诏书，有时是送到面前的一杯毒酒，或是亲近人士的一把短匕，或是来自部下的反攻倒算……
如果不愿意回来，那就是渐行渐远需要采取直接打压和斗争策略的时候了。大府再怎么优容和信任之，也未必容得下一个一而再，再而三让事情拖出自己掌握的臣下。
直到前代大府身体不虞，才将他从西天竺之地招还回来坐镇总纲参事府，又妻以公室女而视同襟翼，亦是作为留给下一代的班底和辅佐人才。
因此，他才在原本北人党那些暮气渐深的资深元老们，已经越来越不合实质执领国政权柄的，当代监国心意和态度的情况下，带领北人党中尚有锐气的新晋和少壮派成员，毅然在朝堂上与北人党中其他三大支柱公然决裂，而出成为所谓的新北（人）党。
至于有人一直鼓吹那位罗藩子只是运气好，善于捡便宜之类的说辞，他只能是嗤之以鼻，战阵之上生死离分最是公平无他，虽然有所运气和概率之说；但是能够捡得了一时便宜，却不代表就能够捡的了一世的便宜。
如果对方愿意知趣的交出权利回到朝堂中枢，备用权势富贵荣养起来，那就是最好的结果。
原本负责接替他位置的枢密副使刘绍能，至今还呆在荆襄一代负责善后事宜；而原本要入朝主持枢密院的宁冲玄，也被留守在了陪都江宁；原本南下平叛名为他副手的王端臣，也在广府收复之后就被留下部队，而迅速只身打发回原任地方去坐镇了。
此外，还有就是这次国朝当中政治资源和权力斗争上的需要。
因此，就算是那些新旧出炉的军功新贵当中，因为在历来国朝资源投入和重视程度上的竞争，由此结下仇怨或是干脆就此看他不顺眼的也是大有人在。
那位能够从带私兵助战的流外团练官，一步步的走到现今方镇一方的地步，当然自有其独到之处，而不是所谓的总是运气很好，总是能够捡到别人的便宜的缘故；事实上，在国朝高层之中隐约有另一个说法流传。
无论怎么说，在二次北伐之后造就了一大批军功新贵里，那位淮镇之主无疑是获益最多，也是最为众矢之的的那个焦点。
从上城的首山宫回到自己府邸之后，刚刚换过戎服的大将军孙静邦，顿时已经为闻讯而来的亲信和各色关系人等，所包围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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