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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彦微微皱眉，他不得不承认，历代王朝重农抑商是有道理的，商业社会确实不像农业社会那么稳定。
南京城外，当初因为唐鲁之乱，而受到严重破化的作坊，如今在新的资金的注入下，大多已经恢复过来，但是论明朝纺织业最发达的地区，还是属苏松一带。
之前作坊一倒闭，立刻就造成几十万人无事可做，而且这些人还聚集在一起，非常的不稳定，而现在作坊一恢复，人员却又有些跟不上了，实在难以掌控，不如划定区域，让百姓固定种田来得安稳。
像是在苏松、福建的漳泉等地，即便是亲朋之间借贷，也是要立子据，标明每年的利息的，可以说是白纸黑字，并且大家都觉得很正常，但要是在湖广、四川等地，找亲朋借贷，对方要收利息，那就会让人觉得有些不是人，太不近人情。
苏州在明朝时的地位与今日相比，是大不同的，他是明朝最大的商业中心，鼎盛时期人口有六十余万户，人口近三百多万。
上海城与近郊，人口就有三十万，整个县的人口其实在洪武二十四年，就已经有五十万人，而上海在江南还不算是特别重要的城市。
苏州在宋代时人口就过百万，而同时期的巴黎、伦敦不过是个五万多人的乡村小镇而已，而在明朝苏州依然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十大城市之一。
有时候王彦对此也比较疑惑，只是从表面上以为是地理位置等方面的原因，但后来听陈永华说起另一件事，才知道并非他想的那么简单。
整个明朝疆域广大，其他不少地区也有作坊出现，像湖广原本是赋税第二的大省，有不少作坊，可是在光复江南之后，便又马上被甩在了后面。
有些地区，朝廷即便投入很大，刺|激商业，但发展依然缓慢，而有的地区只要政策稍好，商业立刻就会蓬勃发展。
明朝现在的人口有五千万，人口少了一半，可是这块土地至少能养活一亿人，而如果番薯、玉米等作物得到推广，那养活四亿人都没有问题。
市场绵延二十里，这在今日都不敢想象，以至于许多人，不敢相信明朝时的中国就这么发达，反而盲目崇拜近几百年才靠掠夺崛起的西方。
“本城的名字是因位置靠海而得，‘上海’的意思就是靠近海上。城的四周有两英里长的城墙，郊区的房屋和城内的一样多，共有四万家，通常都以炉灶数来计算。中国人的城市有这么大量的人数，听了不必大惊小怪，因为即使乡村也是人口过分拥挤。城市周围是一片平坦的高地，看起来与其说是农村，不如说是一座大花园城市，塔和农村小屋、农田一望无际。在这一片外围有两万多户人家，与城市和近郊人口加在一起共达三十多万人，都属同一片城市管理！”
如今江南地区的新生人口虽然快速增加，不过想要恢复到鼎盛时期，怕至少还要十年，要等到那时，人口才会出现一次爆炸。
苏州的知府姓薛，名宗周，是个抗清义士，历史上也早就失败被杀，但此时他是共治元年的探花，下放到地方干了四年知县，政绩卓著，被破格提拔为苏州的知府。
禁止外国商人进入国内自由贸易，主要原因是因为这个时代，中国之物，对于外国而言，样样都能挣钱，但外国除了粮食、香料等极少的物资之外，却没有什么东西值得中国去购买，所以要对外国商人进行一定的限制，以免造成国内物质的紧缺，赚钱也不是赚得越多越好。
明朝光复江南之后，除了唐鲁叛乱外，近些年可以说十分太平，许多人有迁回了苏州，城外的商铺酒楼又多了起来。
“监国，那片良田，都是今年新种的桑苗！”
王彦边走边说，这时便来到了苏州城外的著名的商铺区域。一行人从街道中间走过，两侧都是林立的布庄，来自各地的商户，于此采购之后，销往大明各处。
苏州是江南大城，他在明清战争中，受到的波及相对较小，并没有如昆山、江阴、嘉定那样举城相抗。
明朝《苏州府志》记载：“聚居城郭者十之四五，聚居市镇者十之三四，散处乡村者十之一二。”这言明了明代江南地区，高度的城市化，而明朝记载的“苏郡吴阊至枫桥，列市二十里。”则是在向后人炫耀他的繁华。
制造局以前主要是给宫里办事，由太监把持，现在则主要管对外贸易的事情。因为大明不许外国商人进入内地贸易，他们要卖什么东西，只能通过官府的人带着他们去看货样，下了订单之后，再由官府将单子交给下面的作坊生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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