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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官来报一个举人来到了湖口，沈正心特意接见了张煌言，一番盘查之后确认了张煌言的身份，认为对湖口无害，便吩咐下去任其自便。
身为士绅的一员，张煌言对这种情况知道的最清楚，因为他父子都是举人的身份，在鄞县也算是有名气，他家的田地虽然不多却也有上千亩，都是附近的村民投献而来，不收都不成。
一县的赋税有定数的，不交赋税的多了，这些逃避的税银只能加在无权无势的小民头上，导致贫者愈贫，便是富裕的江东，也有无数的百姓嗷嗷待哺，张煌言所在的鄞县属于宁波府，山地多平地少土地贫瘠，有着众多活不下去的百姓或者违禁出海，或者避入四明山区为匪。
两百多年的科举制度造就了士绅们在大明根深蒂固的势力，并非一个人能够轻易掀起，除非那个人真的拥有翻天覆地的力量，可以把所有士绅都打到连根拔起。而现在的齐王陈越并不具备这种能力，否则面对给事中们的封驳他不会妥协。
而官府陡然间增加了上千万亩需要缴纳田税的耕地，便是每亩只收一斗粮食，每年也增加百万担的税粮！当然，官府的税收不止一斗。
在齐王陈越的主持下，从其他地方购买的粮食源源不断运入江西，粮食不缺，是江西迅速稳定下来的主要因素。而湖口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便是人口的不足，城外大量的土地无人耕种。
当然，这种制度施行起来太过艰难，在经过战乱的江西尚可，根本无法推行到其他地方，因为其他地方的阻力远大于江西。哪怕是齐王现在正在得势，正如日中天！
皇权不下乡是大明的特点，除了在县城设立官府以外，对广大的乡村朝廷完全处于放任状态。而乡村的主要力量便是士绅，所以乡村便是士绅们的天下，很多时候官府也不得不仰士绅们的鼻息，朝廷政令的施行也必须征得士绅们同意，否则根本无法施行，而官员们本就和士绅是一伙儿，入仕为官，致仕便是乡绅，既然是一家人自然不会相互为难。所以在大明绝大部分地方，官府和乡绅们沆瀣一气，受压迫的只有小民百姓，而且还无处伸冤。
可是现在却不同，历经战乱的江西，士绅们的力量降到了最低，齐王府的力量到了顶峰。你说这些田地是你的，哪怕你有田契在，而按照朝廷制度，你一个举人只能拥有400亩的免税田，超出这400亩的田地你先把往年的田税补上再说，偷税漏税必须得到惩罚，再惩罚个两三倍，光是补缴惩罚的足以让一个士绅倾家荡产！
而若是全国都是这样的制度，那么朝廷的威严将深入到每一个角落，任何地方发生的事情官府朝廷都会及时知道，然后把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哪里还会有闯贼西贼这么大规模的造反？
掌控力强，官府的效率就高，官府的政令能得到及时传达，蒙蔽官府的可能性大大减小。
湖口经历过西贼的强攻，除了县城内的百姓尚存以外，城外的百姓死于战乱者甚多，特别是在贼军断粮的那些时日，城外方圆百里的村子都遭到了荼毒，粮食被抢大量的百姓或被残杀或饿死。战后统计之后，官府震惊的发现，县内的百姓竟然十不存一……
乡村两级官员都是直属于县的领导，官员们多有受伤退役的将士们充任。
而按照江西这种制度，根本就不会再有跨州连县的大乡绅，因为即便是江西活下来的乡绅，要想继续拥有以往的田地，必须提供以往的地契证明，而根据朝廷的制度，一个举人最多能有400亩的免税田，进士最多可以有2000亩，超过了这个数目便是非法。而在以往，哪怕投献到士绅们名下的田地数目太多，官府们也会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他们自己就是既得利益者，根本不会为难乡绅们。
一下子，齐王属下所有士兵都成了地主，像一些千户官拥有的田地达百亩以上，副将总兵甚至拥有数千亩的土地。这样的待遇也使得西军俘虏、江西本地百姓踊跃从军，哪怕要经历严酷的军训和卖命打仗也甘之如饴。
在江西转了一大圈之后，张煌言对江西的情况进行了深入的了解，这才起身离开了江西，乘船顺江而下赶往南京，距离科举开考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当然，熟读史书的张煌言也知道，江西施行的这种制度分明的借鉴的秦汉旧制，在秦汉，乡有秩蔷夫，游缴，里有里长，亭有亭长，朝廷对百姓的管辖深入到了每一个乡村，这才有秦汉的强盛！
西贼的攻打使得城外乡下的士绅为之一空，很多土地已经无主，沈正心按照齐王府的指示，代表官府下令，所有无主的土地一律充公，一部分会作为军田分发给军中的士兵，有了田地这支由俘虏和江西流民新整编的军队便能迅速安下心来为齐王效命。民以食为天，在所有大明人眼里，土地才是立身之本，而拥有属于自己的田地是最最重要的事情。
张煌言可以想象，这种情况若是能持续两三年的时间，齐王对江西的统治将会深入到每一个偏远的山村，像流民暴动造反这样的情况根本不可能再发生！
而就在这时，朝廷又发生了一件大事，直接影响到了张煌言的科考，进而影响了他一生的命运。
而大明皇权不下乡，把广大的乡村完全丢给了乡绅们，在百姓们的心中，乡绅要大于官府，这导致朝廷统治基础薄弱，再加上乡绅们依仗功名肆意兼并土地还不需要缴纳任何赋税，朝廷对这种情况根本无力阻止，因为官府本就是乡绅们的一员，长久下来，大部分的土地聚集在乡绅的手里，朝廷的收入连年下降，朝廷穷百姓穷，独独富了乡绅们，这种奇葩的景象前所未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