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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几日以后，《曲苑杂谈》新一期就上一期文章中部分不实之处做了书面说明，并对因此给卢鸿造成的不便作了道歉。就算这样，这场风波也闹了几日才平息，而《曲苑杂谈》因此一炮而红，各类八卦信息得到了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销量大有后来居上之势。
李治苦恼地道：“若是民报，自然容易办得。只是本王所办却是官报。既为官报，还如何体现民情？若只发布朝廷命令，各家报纸均已做到，何须再多一家官报？”
不得不说，后院没有院墙还是有些好处的。
除了《古风》外，另一处报纸也是打击戏曲的急先锋。其名乃是《因果报》，创刊倒是比较早的。这刊物的名字颇有意思，“报”字既有报道之意，又含因果报应之意，乃是佛门创立的一份期刊，专门对信徒宣传佛门宗旨。人们叫顺了嘴，皆称之为“报纸”。“报纸”之名由此而来，后来者多有仿效其意，将所办刊物亦称为某某报纸的。
卢鸿的香艳生活并没有就此到头，没几日，一份新创刊的杂谈出版了它的第一期。这份杂谈的名字非常专业——《曲苑杂谈》。
卢鸿微笑道：“太子既然知道了圣上委任之意，又清楚了官报立场所在，如何还不知道此事关窍？既为官报，则其中怎少得了诸位大人。既然于、马、苏、高诸大人，尽为东宫之属，这官报如何兴办，难道还有何不明白的么？”
后果便是次日他这间别业的大门就给堵住了，一辆辆的马车都是各方各界欲求宝砚佳作的权贵豪门，而且无一例外地带来了各形各色的美婢娇娃。
“太子想得太狭仄了。所谓‘利益’，岂止是区区金钱？我大唐百姓富足、官民安定、经济繁荣、武力强盛、威名远播、文化发达，如此种种，均是大唐利益所在。因此，大唐官报所指，必是有益于以上诸情形者，方为官报立论之本。”卢鸿侃侃而谈。
事实上卢鸿只是出于简单的被误解而造成的愤怒，并没有想到这一花边新闻公布后的可怕后果。
当然在大多数官员心目中，对期刊报纸的重视程度并不高，在他们看来，这些刊物的娱乐意义，远远高于政治意义。
李治这才恍然大悟，连连点头。直到此时，他才真正明白这掌握份官报的意义。这份报纸，不只是李世民交予他的一件武器，更是对他的一份考验。
官报主管确定过程中，颇多周折。虽然表面看来只不过是个闲差事，但很是有几方面争取这一职位。据说吴王李恪为此花了大力气，甚至多次入宫向李世民面陈。但是最终长孙无忌的劝说发挥了决定作用，李治成了官报的主管。而以太子出任此职，也成了日后大唐乃至后世的定例。
在十月份的时候，戏院终于落成。卢鸿亲自命名为：长安大剧院。在其启用的开场戏上，包括天子李世民、太子李治、吴王李恪以及部分妃嫔集体亮相。当然众多高官贵族更是数不胜数，当天的仪式几乎将长安城中有头有脸的人物一网打尽。
卢鸿道：“太子殿下所苦恼的，便是官报的立场。其实若想明此节，亦是简单。既为大唐官报，则官报立场，全在大唐利益。”
对这种现象，朝廷上颇有争论。有相当部分官员认为现在这种状况不利于朝廷一统，似应加以约束。但以马周、房玄龄为首的主要文官集团却对此现象颇为支持，甚至马周都已经建议在御史台专门建立机构，收集报纸中民众的一些对时政、对朝廷的看法与观点，以为对官吏的监督之用。事实上，前不久时便有因为报纸爆料某地某某官员为了讨好莺娘，不惜挥金如土献礼被拒的消息后，御史台由此还揪出了几起案子。各类地方官吏不法行为，也多有因报纸刊登而曝光的。马周在奏折中写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报纸大行，何需谤木。则地方官员，但有污行劣迹，必以此大白于天下，再不得塞众人悠悠之口矣。民情之畅达，自古以来无过于此者。”
其他各期刊报纸，都纷纷报出了大价钱，专门收购关于卢鸿、莺娘等人的各类消息。此外还有各类的评论人士及撰稿人，对新出现的《西厢记》进行了各角度的点评。
现在除了占主流的叫好声，自然也有不遗余力进行抨击者。那《古风》自然又是大喊世风日下，指责《西厢记》比起《牡丹亭》来，更是等而下之，败坏世风，乃是一等一的大毒草。
其轰动效果是可以想象的，比起《牡丹亭》首演来，也差不到哪里去。若说各家期刊报纸连篇累牍的报道，还更有过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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