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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德接过信来一瞧，只见封皮上写着：“书呈二兄大君足下，弟宪谨奉。”
……
陶德答道：“我家使君常说什么君待臣如寇仇，臣待君如草芥……用人便当不疑，先生自外而来，才初见裴、荀二公，而枣将军便恐此事牵累到二公，可见王大司马素性多疑，不信任属下。既然如此，在他麾下做官，还有什么意思啊？二公若肯相弃，早便可以走啦，何必再等到先生特意跑来劝说？”
拓跋部的使者，便是那位“拓跋先生”，名字很简单，叫做拓跋头。他是拓跋王族出身，和代王、大单于拓跋猗卢本是亲眷，只是关系比较疏远而已。听了王浚的建议，拓跋头就表态，说都是鲜卑一族，不如我去帮大司马你联络吧，同族之间比较好说话，你只要帮忙出路费就成啊——就此才有了这趟辽东之行。
一行人跟随着拓跋鲜卑的队伍，离开涿县，一路向东北方向行去。于路倒也无惊无险，鲜卑使者、部属不下百人，还带着战马、驴骡三百多匹，被他们裹胁在中间，想要半途落跑也是没什么可能性的——不过这只是卢志父的奢望而已，陶德倒没想着逃跑，他还得去玄菟送信呢。
陶德连连摆手：“小人奉了我家使君之命北上送信，既然送到了，便当返回徐州。还请先生将我等送出城外，便放我等归去吧。”
可是没想到王浚压根儿就不问，直接把陶德打发出来了。陶德虽然无学，并且见识浅薄，但天生就有点儿小聪明，他在裴府中听了裴宪和枣嵩的对话，判断前后因果，就此得出结论：那俩位老爷都是不肯落跑的。因为王浚对他们并不好，一般人早就应该存了离开之心，既然过去不走，一定别有理由——比方说没有可落脚处，或者怕事情败露而为王浚所害——如此想来，你再怎么游说，恐怕也没蛋用吧。
陶德和卢志父无奈之下，只得暂且接受了“拓跋先生”的“好意”，领了顶帐篷安置下来。陶德见四周无人，便埋怨卢志父道：“先生此番，可是害苦了我啦！”卢志父也不禁苦笑：“谁想这范阳还有识得我之人……”
要知道很多草原民族都是有髡发习俗的，有的剃去顶发，有的剃去额发，还有的更加古怪，保留顶发，却剃光周边一圈儿……《孝经》中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蓄发结髻则是中国人的普遍习俗，所以剃发就等同于受刑——历代还确实都有“髡刑”——若非如此，前有曹操，后也裴该，也就玩不出“割发代首”那一套花样来啦。倘若改易服饰而必须剃发，估计无论士人卢志父还是庶民陶德，全都不肯答应。
一千五百多里的路程，前后走了将近一个月，途中经过陶德和卢志父等人的反复窥察，套取情报，终于大致了解到了这些鲜卑人的使命。
于是卢志父就把刘、王两家间的龃龉，以及拓跋鲜卑和中山刘氏的关系，择其扼要，对陶德解说了一番。陶德皱眉问道：“先生随我到幽州来，果然是来做奸细的么？”卢志父说倒也算不上奸细，应该说是“说客”——“奉刘将军之命，本欲劝说裴、荀二公弃暗投明，归我刘氏，不想……唉，尚未来得及开口……”
裴宪是裴该的长辈，既然有命，陶德不敢不应，问题这“大君”到底是谁啊？也没有本名，也没有地址，我该上哪儿投信去才是？询问“拓跋先生”，对方也不清楚，就只好拿回来再问卢志父。
根源在去岁王浚联络辽西鲜卑段部南下，攻打石勒，结果不但战败，段末柸还和石虎约为兄弟。从此以后，段氏虽然仍旧尊奉王浚的号令，但王浚一提打石勒，段疾陆眷便即摇头拒绝。王浚心中恼恨，就卑辞重币去联络拓跋部，秘密请兵，欲待攻伐辽西。
打探清楚了这些消息，卢志父不禁慨然长叹：“拓跋背盟，诚恐晋阳难以持久……”就此起了异心。
刘氏与王氏不睦，天下知闻，双方隔得又不是很远，裴、荀二人若想离开王氏，最好就是投奔刘氏，倘有此心，石勒还没插在中间的时候就可以跑啦，何必等到今天？
卢志父忍不住插嘴：“为德不终。”
“拓跋先生”见他不开口，也不再搭理，转过头去向陶德解释：“我等奉了大单于之命，前来幽州与王大司马议事，完了还要前往辽东，去联络慕容部。枣将军吩咐，汝等便跟从于我，一并到辽东去……”
裴该下令各级军吏都必须要认识字，这个规矩自然也施之于身旁的部曲，乃至于奴仆，所以陶德如今已经不是文盲啦，算比较高等的半文盲。信封上全都是常用字，他自然能够认识，而且大致能够明了其中的含义——这是裴宪让他送信给一个叫“大君”的人，此人排行第二，裴宪称之为“兄”。
陶德闻言，不禁恍然大悟，说：“一定是了！”都是裴家人，让自己帮忙送封信很正常啊，只是——“玄菟在何处？”
再往深一层挖掘，为什么原本与中山刘氏相依如同唇齿的拓跋部会转而帮助王浚呢？并不仅仅因为王浚给出了足够的利益，更重要一个原因，是就在四个多月前，拓跋部内发生政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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