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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汉季的史料虽然不少，但多数或者零散不成体系，或者记事相对简略，尤其多成于魏代，则于曹氏君臣之丑行，泰半讳莫如深，不敢明言。比如华歆收捕伏皇后之事，《三国志》中便不见——主要是不敢——记载。
虽然史书不记，但这般大事，终究还是有不少资料流传下来——隔的时间也不算太久吧——华恒自然知道自家曾祖做过这种恶事，而至于裴诜知道，还是从前得自于裴该的说史……裴诜说华恒之时，由此便道：“公岂不记尊曾祖博平敬侯之事么？”
司马邺就说了：“汉孝献伏后、董妃，岂非俱为曹操所害乎？”
你应该会担心自家皇后肚子里那块肉吧？我告诉你啊，若从前例，即便怀孕的后妃，权臣也是想杀就杀的；而即便孩子生下来了，一旦废后，那也未必活得成啊！
由此裴诜就劝说华恒，说你还记得你曾祖父做过的事情吗？“公今从所请，使天子禅，可成奉玺敛容之美事，而不复搜宫取后之恶声也！”
实话说，司马昭本人是未必想要弄死曹髦的，弑君之大罪，原本落不到他头上去。但问题是贾充实为主谋——因为他直接给成济下命令，说：“畜养汝等，正为今日，今日之事，无所问也。”——倘若司马昭事后将贾充明正典刑，正如陈泰所言，或“可稍稍以谢天下”，勉强跟天下人有个交代。偏偏司马昭爱信贾充，不忍除之，只拿一个小小的太子舍人来顶杠……
因为这位尚书令姓华名歆字子鱼，华歆生华表，华表生华廙，华廙生华恒——就正是门下侍中华敬则的嫡亲曾祖父！
司马邺哆哆嗦嗦地问道：“难道高贵乡公之死，尚有隐曲不成么？”
洛阳城内自然也是有他大司马的府邸的——虽然不常来住——但裴该并未归府，而仍宿于西门军中，只命人前去取了替换的公服来，打算翌日一早，便即前往内廷去觐见司马邺。谁想他还没有动身呢，华恒便即持诏而来，命裴该跪接。
如昔赵穿弑晋灵公，史狐却记录为“晋赵盾弑其君夷皋”，赵盾前去责问，史狐说：“子为正卿，入谏不听，出亡不远，君弑，反不讨贼，则志同。志同则书重，非子而谁？”你都不肯惩处凶手，则说你跟凶手不是一条心，没有弑君之意，谁信哪？！
华恒摇头道：“人臣加九锡，外姓得封王，以前事论，岂非禅让之先兆乎？既然迟早要禅，何必贪恋此位？固然曹氏善待汉献帝，本朝亦善待魏元帝（曹奂），然止于其禅后。如臣先前所言，董贵人、伏皇后，及董贵人所孕，伏皇后所育者，安在啊？倘若汉献帝早早禅让，又何至于此！”
讲完这些话，华恒便即拜舞而退，等出了宫门，才发觉天色已黑，繁星在天，一阵冷风袭来，不禁寒透脏腑——他上下衷衣，都早已经被冷汗给湿透了……
就是这句话，最终说服了华恒，于是和裴诜密谈良久，准备好了游说司马邺的言辞，这才入宫觐见。为了恐吓司马邺，华恒不但仅仅隐去姓名，就把当年自家曾祖所做之事备悉道出，完了还说：
就此把曹髦遇害的经过，备悉讲述一番，最后还说：“高贵乡公既死，百官莫敢奔赴，唯安平献王（司马孚）枕其尸于股，恸哭之曰：‘杀陛下者，臣之罪也。’文皇帝问陈穆侯（陈泰）：‘天下其如我何？’穆侯云：‘唯腰斩贾充，可稍稍以谢天下。’文皇帝却道：‘卿请思其次。’穆侯云：‘但见其上，不见其次！’然文皇帝终归罪于成济，而不及贾充。”
司马邺这就打算禅位，虽出裴该意料之外，却也在情理之中——他接过诏旨后，不禁先瞥一眼旁边儿侍立的裴嶷和裴诜，心说：原来裴子羽昨天往见华敬则，是说这事儿去了……这很好啊，华恒乃中朝重臣，不是我的部下，由他去规劝司马邺，我的身上就干净了。
……
便在群僚环拜恭贺之时，微微摇头，旋命裴诜：“请子羽为我草拟辞表。”
——华歆后仕魏为太尉，封博平侯，死后谥“敬”。
司马邺哀求道：“祖宗虽不德，儿孙岂可不奉其祀啊？朕怎能一朝将祖宗基业，拱手与人？请问侍中，若晋大司马相国，封王爵，使建国，并赐九锡，可乎？”
华恒说对啊——“昔董承谋乱，事涉董贵人，曹操乃求杀之，汉帝以贵人已有妊，累次为请，而不能得，董贵人终为所害……”
总而言之，曹髦本身犯了不孝之大过，死不足惜，而司马氏则是无辜的。太后令中说：“此儿便将左右出云龙门，擂战鼓，躬自拔刃，与左右杂卫共入兵阵间，为前锋所害……”司马昭自己也说：“臣惧兵刃相接，即敕将士不得有所伤害，违令者以军法从事。骑督成倅弟太子舍人济入兵阵，伤公至陨……”
然而今天华恒偏偏就说了——“高贵乡公少年好学，常与义阳成王（司马望）、博陵元公（王沈）、钜鹿元公（裴秀）等讲宴东堂，并作文论，复与重臣、硕儒于东堂论少康与汉高之高下，定以少康为优，群臣无不拜服。亦常幸太学，崇德树风——此岂暴戾不孝之君哉？
华恒说是啊——“昔曹氏逼炎汉，其迹残酷，故此国祚不久；今宣、景、文三世逼魏氏，所为更有过之，苍天岂肯庇佑啊？诸藩造乱，胡羯纵横，是知天厌晋室久矣。若无大司马，恐怕长安早陷，晋室早亡，陛下亦将与孝怀皇帝共罹难，安得更做天子数岁啊？
这就是赤|裸裸的威胁了，你要是不赶紧下禅位的诏书，我们就先收拾朱飞和梁芳。朱飞也就罢了，梁芳乃是梁皇后的生父，则梁皇后若知此事，她能不担惊害怕吗？一旦因此而动了胎气，只怕陛下您悔之莫及啊！
“时在甘露五年五月己丑，高贵乡公召侍中王沈、尚书王经、散骑常侍王业，谓：‘司马……相国之心，路人皆知也，吾不能坐受废辱，今当与卿自出讨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