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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此事不管，日后墨者尽收民心，一旦做清田洫、查私亩之事，我们怎么办？”
后沛丰萧何、夏侯婴、曹参等人物的祖先，大约都和楚国有仇。杞国不被楚灭，没有夏侯氏；萧国不被楚灭，没有萧氏；曹参的祖先可能是被楚灭的邹国。西楚这种地方能出人才，大约都是因为有底蕴的贵族避祸吧。文化垄断的时代，王侯将相并非说说，沛公看似白身，也是魏大夫刘清之后。
社会的风气也是如此，法律不健全、氏族时代刚过去不久，血亲复仇、民间私斗这样的事，一般不管。
“民心易变最是无用！”
昔年子产在郑变革，弄的大族怨怒，制造舆论，让众人唱道：“取我衣冠而贮之，取我田畴而伍之，孰杀子产？吾其与之”。
听起来是完美的奇谋，也是可行的妙计。
这种风气不是一夜间形成的，源于氏族时代的残余和战国时代全民皆兵的传统，于此时这种复仇思想更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秦国变法一个月，因为这种事被砍头的便有上百。
任何的变革都会遇到极大的阻力，尤其是大族在本地根深蒂固，拥有解释权的前提下，很容易鼓动大批不明真相的群众。
可本地的一些小吏则有些不满，巫祝敛财是他们的重要收入，这些拥有大量土地的人可以不要，自己却不能不要。
另一件事就是查私亩，私亩需要缴税，但是明面上缴税的私亩并不是这些家族真正的私亩。
“巫祝的事，我看这些墨者只是想要不再用活人祭祀。我听人说，墨者重鬼神，许是他们觉得这些巫祝祭祀的方式会触怒鬼神，所以墨者极为不满？”
此时礼法尚严，三家分晋田氏代齐戴氏取宋之类的让礼法荡然无存的事还未发生，此老者尚不能以萧为氏，日后姓氏普及或可。
如果谁的父亲、兄弟被人杀人，那么就可以到朝士这里登记。只要登记在册，日后你雇人或是亲自动手把仇人杀了便不犯禁。
但如果将失去的大义偷换为复仇，借这个理由与墨者发生冲突，不但可以搅乱舆论，更是可以借此警告墨者不要试图深入地插手沛邑的事。
冠军侯因为李敢殴打了自己舅舅，用箭将李敢射死，天下舆论也未哗然，认为理所当然。
要么将两人分开不准见面，要么就等到复仇完毕后再做登记：血亲复仇以一次为限，别人杀自己血亲，自己反过来可以报仇，但别人再杀回来就是犯禁。
宋国公室逃亡萧邑，最终借萧大夫之力复国杀死南宫万，萧从大夫邑升级为附庸国，后被楚所灭，后人便以萧为姓氏。
以此算是未雨绸缪，以防某一天墨者真的行清田洫、查田亩的事。
他这个借口一说，在场诸人幡然醒悟，连声称赞，这的确是个极好的办法。
只是这些墨者行事却很怪异，丝毫没有露出一丁点变革的想法。
“这便是执干戚舞而惊有苗，亦能让人淡忘巫祝不义事，只让人盯着复仇事。”
这种风气一直持续到秦一统之后，甚至到汉代的时候依旧有强烈的风气，而且愈演愈烈。
此人出身杞国贵族，便是杞人忧天的那个杞国，作为周的三恪之一，用来延续夏的祭祀。
可见稍微的一场变革，就可以发展到唱童谣、准备雇刺客、来一场政变的地步。
苏不韦父亲被李暠所杀，李暠官至大司农，报仇不易。苏不韦怒挖一个月地道，挖错了屋只杀了李暠的妻妾和小儿子。仍不解气，去刨了李暠祖坟，把李暠父亲的头砍下来贴上字条，将李暠活活气死。然而此人最后大赦无罪，人们只是非议他挖坟的事，却对报仇的事大为赞赏。
自家养的死士、本地依附大族生存的游侠儿、精通剑术的族人、善于搏斗的甲士……
于是送走了巫祝，暗中联络，各自准备。
“我已派人去商丘询问是怎么回事。这些墨者说是不减赋而民用足，每年如数上缴一定的赋税，还要行义以让民众富庶。”
如果墨者此时露出了清查田亩的态度，那么大族和小吏的态度也会发生倒置，利益决定态度。
但是他们想不通墨者的政治主张是什么，所以有些担心墨者真的会借机做出一些变革的事。
秋官掌刑、地官掌民。
另一人道：“前些日子我也宴请过几名墨者，观他们行事做事，大约都是贵裔出身。他们到底想要做什么？如果只是行义，也与我们无关。只怕他们另有所图啊。”
不管是想要全面复古的儒家当政、还是想要集权变革的变法派当政，他们这些人都是要被收拾的。
地官中又有官名为“调人”，主要的职责就是调解民事争端，尤其是私仇、血亲仇之类的事，在城中是需要地官出面的。
“《书》曰：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而无患。《诗》也曾说：桑土绸缪。说的正是这样的道理。”
“我观这些墨者这半年，大抵如此。世人均说，墨者行义，生死不惜。他们从商丘或是越人那里用黄金买盐，再平价售卖给村社，这也只是为了行义。”
“若他们不接受，便当众鼓噪，只说为亲复仇、鬼神亦允。”
“你我家中各养有死士，这墨者虽然多负剑，也有名声，但未必精于单人搏杀。只要杀其十余人，便可让墨者知难而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