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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的方向上思索。
墨者谈爱，出发点是利；墨者谈义，出发点还是利。
墨者终究是以利推导出了兼爱非攻，所以这样说在墨者之中极为顺畅。
如果不解决，齐楚燕韩赵魏秦俱是华夏，直接入秦便好，何必麻烦。
并不难理解的道理，足以动摇天下的根基，只是看起来并没有那样骇人。
天启的天志鬼神希望爱与义，那只是辅助；世俗的兼爱是得到更多的爱、非攻是得到更多的利才是根基。
这不是适的三观。
杨朱的生命权不可被随意侵犯的学说死的那么快、被删的毫无存留，不是没有原因的；墨家的学说也只能从《道藏》中找到，而且还被儒生掺杂了《修身》等剧毒篇幅混淆本义也不是没有原因的。
正如墨者在沛邑市井与那些手工业者们先讲了墨者定义的“权衡之权”且很容易被那些手工业接受一样。
他搬出九重乐土之说，想说的是“家庭、私有制、国家”的起源，但却在这里不得不变为“国家是天下人趋利避害逃避混乱的自然状态所做的最优选择”。
人的理性可以认识、发现自然法，理性去认知世界的一切，并作出符合天赋人之权利利益的判断，并制定出准则。
“子墨子曾言：于所体之中，而权轻重之谓权。权，非为是也，非非为非也，权，正也。断指以存腕，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也。害之中取小也，非取害也，取利也。”
按适的想法，这是标准的历史唯心主义：人的精神与自利与天赋之权的维护决定了国家的存在；这个概念下的国家并非他信奉的另一种定义。
“这就像是牛吃草、狼吃肉一样，没有为什么，这是天赋予我们的本性，也是天赋予我们的权利。”
“保护什么？”
由此推出“君、臣氓之通约也”、“人无分贵贱皆天之臣故而平等”、“同义则天下大定”等概念，也如顺水推舟一般简单。
墨者很功利主义，兼爱交利、贵义尚利、义利统一是墨者的义利观。
……
却是他能与墨者融合唯一的选择。
我是机电狗，不想也不擅长写这些东西，深知这东西很无趣。可墨者距离这些东西是最近的，同时也是最远的：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就会和秦墨、之前的叛墨一样，很容易和法家合流。明令、严法、什伍、株连、泰勒制军工等等这些，刨除掉墨者本身追求的义，与法家合流就像是米饭配菜汤一样毫无滞涩。
听上去并没有什么大逆不道的话，可适已经在无形中瓦解了国君权力的神圣性和理所当然，而是朝着一条引诱众人思索和争取自己自私利益的道路上铺开。
在场的人出于种种的因素信任墨者，也便开始了对这个问题的思索，在那些有意提醒的传话墨者的引导下，一个无法无天混乱状态的天下慢慢在他们脑海中成型。
未分家和被未被修正的墨者，很趋近原始自然法思想，他们坚信人可以推断出最符合人利益的法律道德，而这种思想是理性主义和天赋之权的基础，当然也是雅各宾理性恐怖的源头。
天志适可以被认识、发现、总结、定义的。比如我懂天志如匠人之有规矩。
人固有强弱智愚的区别，终究不比原子文明与二向箔，这样实力相差不大的黑暗森林之中，定会产生一种稳定的体系，以维护体系的稳定。
人与人就像是狼一样，互相争斗，没有任何的约束，天下必然大乱。
因为墨者的道义距离最近的，是自然法的天赋人之权，后者的基础就是前者。
天志是永恒的、绝对的。比如人皆天之臣、众人平等、交相得利人人得利这是基础。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为什么天要让这世上有人呢？既然有了，那么人所应该有的这一切，都是合理的，也都是天帝与鬼神所乐于见到的，也是我们应该追求、应该保护的。”
法律是阶级统治的工具，但在这里被适篡改成了抹杀了阶级性的普遍适用的“公共意志”，也正符合此时私有制、小农、私营小生产者大规模出现的时代，他们的“意志”需要被体现。
这是符合时代的选择，墨者与杨朱这些百家诸子已经走得够快了，如果步子再大一些容易变成疯子，也容易死的更快。
“在害中取小的，不是取害，而是取利。”
社会契约是虚构的，是鉴于历史唯心构建出来的一种虚构。但这种虚构却是瓦解贵族社会最好的药剂。
……
这种公共意志的基础，是利，是更多的利，是趋利避害，是舍小利而得大利的选择。
适的问题，借助纸制的卷筒、传话的墨者传递出去，引来的是一阵长久的沉默。
为什么要有邦国、国君、律令？
“这个看起来不需要解答的问题，实际上在成国的那一瞬，已经有了解答：在邦国建成的那一瞬，每个人都将一部分的生命权交由了律法与邦国，比如杀人之后自己的生命，所以这便是资格这便是原因。”
只不过有些东西并非适所认同的，但他既然混入了墨者，并且想要借助墨者的力量，便不得不认同。
同时，墨者的义利统一，又有点像是边沁的“功利主义”。
只因为后者可以与墨者的理念紧密相连，无需做太大的改动，而且很容易就可以让“义利统一”的墨者们认同，并且从根源上解决墨者理念的合法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