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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有各的封地，并且有自己的臣属，与宋公只是单纯的分封建制义务关系。
这种事，需要走形式，于是这边商量好之后，还要派人通知一声楚王，让楚王认可才能实行。
当宋公派出的使者前往楚营之后，商丘城内已经开始准备各种，这一次盟誓与以往完全不同。
然而，因为没有提前通知宋公，所以宋公并不知晓，因而宋公需要先派人来告诉楚王：是我招待不周。
集权到战国后期尚且如此，如今宋国分封制下宋公想要动那些贵族的封地，简直就是作死。
营寨之内，是沛县义师与墨家精锐控制着楚王。
《秋官、大行人》曾言，诸侯之邦交，岁相问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
而作为楚营之内主管大局的公造冶，听到的则是完全另一种更为直白的说法。
冠冕堂皇地说了许多，适很清楚其中刨除掉这些冠冕之后的真正交易。
营寨之外，是楚人精锐围困，又有弓手准备，其余营寨严阵以待，防止宋人这时候突袭。
那些给楚王的帛书上，写的冠冕堂皇。
这一次的成盟，不能说楚人被击败，而是要说楚王带人北上狩猎，一不小心来到商丘。
由此，换取商丘民众在询政院问政于众之时，支持沛县的附庸国地位，支持沛县民众的制度变革。
而楚人又是相当记仇的，这种记仇甚至可以持续数百年时间。
很多事只能慢慢来。
所以即便只是商丘的义师，宋公也很难接受，因为国都的民众算是宋公最容易掌握的一部分力量。
司城皇、大尹、公叔等人，纷纷表达了商丘成立义师的重要性，宋公也只能无奈接受。
宋国一般在晋国和楚国史书中，都是“朝”，示意宋国国弱而楚国国强，以弱交强而称之为朝。
楚王还要派出使节，前往商丘，再拜宋公，说这不是宋公的过错，而是楚王自己不小心来到了宋国的领地，没有提前通知宋公，这是楚王的错。
双方先走个形式一般互相认错之后，楚王要派大夫，手持玉樟来见宋公，以玉璋作为聘礼，表达希望能够会宋公会盟。
商丘民众支持墨家的决定，也明白了他们要争取什么样的利益，适的话也便越来越来容易宣扬。
二则是就算下手，也丝毫没有意义。数年后郑国的驷子阳被杀之后，其党羽依旧可以作乱，驱逐郑公，让郑国一分为三。
你们的玉璋是对我的尊重，我收下的尊重，但是我不是贪图玉器的人，所以要再把玉璋还给你们。
但于此时，只是礼崩乐坏，还未到一统或是彻底分裂之时，也只能用之前已经有的规矩。
至少，现在看来是容易接受的。
当年熊铎筚路蓝缕得封地五十里的时候，穷的只能以枣木箭作为贡品进献周天子，结果和齐侯、鲁侯、卫伯、晋侯一同侍奉周天子，周天子和其余四家都有亲戚关系也更近一些，为此赏赐礼器的时候忽视了熊铎的存在。
一则是聘礼，是作为两个平等地位的国家邦交的礼仪，一如从鲁国分出去的邹国，是绝对不能用聘礼去见鲁侯的、再如晋楚强大的时候，第二次弭兵会之后宋、郑、卫等国，也只能朝于晋楚而不能聘于晋楚。
正如后世战国末年，唐睢不辱使命一般。
当天彻底放亮之后，宋公等人也就可以离开宫室。那些名义上负责守卫他们防止互相戕害的墨家弟子，依旧跟随左右。
义师的调配权属于询政院，而非是宋公，这就让宋公很难接受，但却让贵族很容易接受。
楚人营地中，墨者和宋国君臣一并给出的种种条件已经递交到了楚王的手中，楚王如今还在公造冶的掌控之中，整个楚人的营地出现了一种诡异的局面。
郑君和王子定是甥舅关系，王子定不能即位而被兄长夺位，原本亲楚的郑人立刻就会放弃与三晋的分歧和韩国的血仇，一同护送王子定回楚即位。
而这一次宋人俘获了楚王，便不可能用朝之礼，而应该用聘之礼：这一次为了给足双方体面，不能说是战败成盟，而是说楚王带人来商丘狩猎，与宋公会猎，宋公作为主人来招待楚王，而不能说是楚王帅军攻打商丘兵败被俘。
这是分封制下的规矩。
墨家众人虽然在守城战中控制了各个贵族，但是依旧没有机会对这些贵族下手。
沛县义师帮助商丘民众政变成功，逼宋公成盟；沛县义师俘获楚王，五步成盟解商丘之围；沛县以积累的粮食援助商丘，不至商丘民众饥困。
要么如祖龙一统，天下归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