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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越发膨胀，有钱却无势，因为身份的阻碍他们没有政治权利，于是开始想要自己的政治权利，认同墨家“人皆天帝之臣故而人人平等、人无分老幼贵贱有才即举”的理念。
一亩地七斤的礼制地租，一天天的那些新奇商品，让这些拥有土地的小贵族们很容易地做出了选择：收回土地，租给在墨家那里学过经营稼穑的小商人，或者自己经营。
此时人口不足，荒地太多，铁器的出现也让原本很多不适合耕种的土地成为了沃土上田，又有墨家有组织地吸引人口开垦土地或是发展手工业，矛盾并不严重。
墨家有技术优势，可以用各种新奇的商品冲击各国原本的手工业和贵族农业。
大商人则忙着加入墨家牵头成立的一些作坊和特殊的“公司”，比如在潡水之战后墨家问越王要了许多的“习流”水师和造船工匠，那是十年前明确在条约中的，于是沿着泗水经淮河邗沟再到楚地、百越一带的商船每一次都获利丰富，已经有颇多大商人加入其中，利益相连。
大家都是贵族，最起码的体面还是要有的。别人家安个玻璃窗、拿个玻璃杯炫耀一番，自己买不买？
尤其是击败了越国、与越国签订了一些列条约；在楚国获得了免税权和通行权之后，泗上的手工业发展出现了一个爆发期。
两千亩封地或者私田的小贵族，也算是上士了，然而一年的地租收入不过一万四千斤粮食。
如索卢参那样的人，或许看到了这背后平等隐藏的不平等，但社会的发展还没到那种地步，也很难一蹴而就，因而陶丘的发展处在一种上升起。
种种这一切，都是秦国所不具备的条件，所以秦国只能实行“授田制”，因为土地是秦国最大的收入，一旦放开土地买卖，实行泗上这样的制度，只怕“民众皆怨”，都想退回到至少还有土地可以耕种的年代。
然而，随着泗上经济的发展，这些宋国的小贵族惊奇地发现……自己的钱和粮，根本不够花了。
说到这里，高个之士便生出一些无奈之叹。
这些小贵族们摇身一变，开始站在高处嘲笑那些仍旧守着“贵族精神礼制制度”的同类，越发富有。他们不是大贵族，礼制给他们带来的利益远不足土地的产出收入。
两千大亩的土地，原本租种给别人要有六十户人才行。而现在，铁器牛耕垄作的出现，根本用不到六十户人。
如滕、缯、郯等国，原本都是越国占据的，越国在此拥有大量的王田。
高个之士对于吴起的疑惑，不由感叹，心想这泗上之地不比秦地。若是秦地能有这样的局面，又何必实行那些严苛之法？
泗上的每一步发展、每一种新商品出现、每一次拓展了在楚越等蛮荒之民聚落的市场，陶丘这边便会多出更多的商人和雇工。
宋国的君权本身就衰落，政变之后墨家在内部煽动，更是极力遏制了权力。
而魏国、齐国的政策扩张，让他们深感恐慌，于是他们出钱、本地的雇工和大量闲置人口出力，墨家出技术，花了三年时间重修了陶丘城，成为控制齐、鲁、魏三国的重要军事堡垒和工商业城市。
原本宋国一些封地的小贵族，在之前百余年的缓慢变革之中，已经出现了租种土地的获利方式。
墨家依靠对越战争获得了大量的“王田”进行土地变革，减轻矛盾的同时，扩大了泗上的市场。一个自耕农的购买力是原本公田庶农的十倍不止。
每亩每年收取实物地租，一年一亩地收取七斤粟米，小日子也算过得不错，尤其是在墨家出现之前亩产不过几十斤的时候，收取七斤粟米的地租已经算是重租了。
收回土地自己经营，半数以上的租种户无法生存，只能够去陶丘求活，或是被墨家的那些人装船，运送到泗上。
那些已经没有垄断暴利、被墨家放弃的手工业，迅速在陶丘发展起来。纺织业、染布业、造船业、木器业、制陶业这些年急速发展。
那些书对于常人而言难免有些晦涩，可对于这些和墨家藕断丝连一直关注的人物，知晓甚多。
若非这些人是叛墨出身，多研读墨家的书籍，或许他们也难以理解泗上的发展，正如吴起看到陶丘的城邑所发的感慨一样。
秦国想要这么变革，就必须要触动旧贵族的利益。墨家则是抓住泗上的有利机会，靠着击败越国，用更为缓和的方式进行了变革。
海阳一带发展的制糖业、茶叶；泗上的冶铁、军火、玻璃、煤炭；宋地的粮食、棉花；北地来的马匹，本地的养殖……种种这些，都让陶丘成为了一座充斥着金钱味道的城邑。
投机、运作、赚钱、发财，成为宋地小贵族们每天都在讨论的事。原本租种给农夫的土地，变为了种植土豆酿酒的庄园；原本分散的土地收回，成为了轮作靛草棉花豆类的农场。
技术变革可以带来财富和力量，但是与技术变革相适应的制度更能激发这种力量，遥远的秦地连铁器尚未普及。
宋国政变之后，陶丘附近受到墨家的影响越来越大。
这种情况下，商人最恐慌的，就是没有“成文法”，国君贵族可以剥夺他们的许多东西，他们需要掌握自己的力量，加上墨家的政策对他们更为有利，而且利益相连，他们自然选择墨家作为靠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