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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十余日后，泗上、淮北、海阳等各地的民意代表和墨者们齐聚彭城，即将召开这一次同义制法的会议之前，与秦人的商谈也基本落下了帷幕。
因而墨家之法杀人者死，是为了每个人都减小被人杀死的风险，是为了最大程度的爱己，所以墨家之法杀人者死，是为仁法。
泗上这边会再出十几名善于测绘画图、或是跟随索卢参西行过的人，前往秦国，在秦人的资助下进行对义渠、禺知以及过禺知之后的荒漠绿洲路线的测绘工作。
这种现实就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周礼崩解、世卿贵族开始落败、市民中的工商业者在城市有了一席之地、泗上、齐鲁、三晋的私有土地改革，使得出现了这种信奉、喜欢、认可这种幻想理论的阶层基础。
他们受制于宗法制，对于宗法制深恶痛绝，处在一种新生、且足以迸发出强大力量的初始之时。
秦人则始终不松口允许墨家入秦讲学这件事，胜绰等人出身墨家，自然知晓墨家的煽动能力，故而严禁讲学，这是底线。争论无果，此事便也搁置，同去秦国的那二百多人则盟誓遵守秦地的律法，如果违禁必须要被驱逐出秦境，但是秦人不得依据秦国的法律惩罚那些人。
同意这个，等同于同意在工业社会，有能力必须服丧三年，那么也就没有资格嘲笑在工厂定时朝拜这样的事。因为若礼是对的，那么服丧三年就必须要在这三年内提供带薪丧假，算吧算吧家里亲戚死一圈，一辈子衣食无忧，那么这是资本必然不同意的。到时候就看谁输谁赢，是礼战胜了资本，还是资本捏碎了礼。
墨家法度严苛，家法更不用提，而且去秦待遇优厚，想来普通的作奸犯科应该不会出事。
想要推翻这种学说，需要否定“上古自然之世人不同义”、“人皆天帝之臣人人平等”、“人人求利是天帝赋予人的本性权力”、“人人趋利避害是本性”等几个问题。
秦人放弃在褒谷以南的几座城邑，人口户数不变，交于墨家管辖。墨家将派遣一支大约两百人的队伍入秦，进行冶铁作坊的建设和指导。
即我可以自由地劫杀别人，来爱自己，使自己得利。但是，我可以自由的劫杀别人，那么别人也可以自由地杀死我。
若取广义，仁为儒家所言的一种整体的道德规范的整体，这就更必须要与之划清界限。别人可以既要儒家的苗，也要墨家的草，适这个副巨子不行。
爱天下，自己又在天下之中，所以爱天下等于爱己加上爱天下其余人。若人人爱天下，那么每个人都得到了天下人那么多倍的爱，从逻辑上推出兼爱就是最高境界的“爱己”。
墨家通过一些列的论证，得出了“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的结论，从而更加有说服力。
吴起被适忽然而然的转移话题弄得一愣，但既然谈到了正事，他也就侧耳倾听。此时他的身份是“被聘的途中”，而不是已经为秦之卿相，所以他不便多说什么，最终还是那几名叛墨拿主意。
由以上仁为爱己、集众为义、义为爱己从而利天下、人皆平等、公意公利即为法等内容，可证“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
然而，根据墨家体系内的功利观，生命大于财富，饥饿之时选粟米而不选随侯珠等等论证，可推出：生命权的利，大于财富权的利。
等到这些细节都基本定下来、泗上各地的民众公意代表们齐聚彭城、吴起等人准备起身穿越楚国回秦国的时候，适终于授意墨家的宣义部着重宣传一件事，以最快的速度传播到天下各个巨城大邑。
换而言之，墨家的这些理论，是为一个阶层代言。
可能在杀人者死、伤人者刑这个结果上，能够达到和法家近乎相似的结论，但本质上则是完全不同的推论过程，或者说法是结论还是起点；法是众人之利、还是君之私器的区别。在杀人者死伤人者刑这件事上，也堪堪算是《周易》中所言的“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
这是一种非科学的、虚构的、有很大历史唯心成分的学说。
而墨子又言：仁、爱己也。
于是墨家之法，不能随便杀人，理由是：如果可以随便杀人，那么自己就有被杀的风险，支持这种律法就是不爱己。
要么，就只能另起炉灶，谈仁，但又要讲清楚自己的仁是什么，所以变为了墨家仁、但本质上守墨家的“仁”。对外宣传，人们都认为墨家仁，有心辩论的，又自然落入陷阱难占上风；无心辩论的也只能鬼哭狼嚎说墨家“无父无君，实乃禽兽”，这就落了下乘。
所以，若论杀人者死伤人者刑，吴起说墨家之法与秦地之法“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适可以点头表示同意。
因为只有知道爱己与爱马用马的区别，才能知道如何爱人，连自己都不爱又怎么知道怎么爱别人？把爱别人，等同于为了用别人，那本身在墨家看来就是一种错，甚至直接定义为“用”而非“爱”。
看是庶农、手工业者、商人、墨家的意志让世卿贵族和王侯服从，还是反过来王侯世卿大夫的意志让庶农、手工业者、商人和墨家服从。
但儒家认为道德是永恒的、普适的、不变的，同时又是可以规定于制度的亘古不变的，因此礼才是不分生产力水平治世的基础。
于是，适敏锐地转开话题，说道：“若事真成，墨家也可遣派一些精通测绘、粗通禺知语的年轻人去秦地，你们也要有所支持。所花费用，自由秦出；所得图册，墨家与秦各得其一。墨家也可以派遣一些知晓水利修建的人入秦，以兴渭谷。”
墨家的这些说法，自然是后一种人的代言，而且这些人此时拥有足够的人口、力量、金钱，他们需要相信，并且想要相信墨家关于法、义、仁的新解释和新说法。
本身这种交易就是附加了诸多政治条件的，秦人有秦人的底线、墨家有墨家的底线，双方在底线问题上死咬不放，坐地起价就地还钱，在底线之外却又不断交换更多。
墨子谈到爱，便谈爱己、爱马与用马的区别。
比如“十人十义、百人百义”的上古乱世，在“义即为利”的前提下，那么百人百义中，或许有一种“义”名为绝对的自由，原始的自然形态。
而不能随便杀人的法，则为仁的一种体现。
这一切论证、理论、合理性、阶层代言，都完全不同于法家的法的基础，也不同于儒家的礼的基础，而是墨家自己的另一套完全不同的体系。
但是墨家可以说，羊和雪有共同点，那就是都是白的。
又因：生命权是爱己、利己的基础，推出生命权是一切利益的根本，所以最大的惩罚就是剥夺别人的生命权。
而墨家则是依靠逻辑自洽，将兼爱与爱己变成一道数学题，理论上确实无懈可击。这也是一种利。
若是永恒普适不变的，那么小辈必须服从长辈，身份低贱的必须服从身份高贵的，这完全于墨家的“人无分老幼贵贱，皆天帝之臣，人人平等”的说法相悖。
墨家之法，杀人者死、伤人者刑，与胜绰等人在秦地进行的法律有些相似的地方，但也有极为不同的地方。
一种人是名义上的自由、摆脱了礼法宗法关系下依附的农奴身份的人。他们自由，他们独立，他们不再是贵族封田的一部分。但是他们的独立、自由则因为“自由”地出卖劳动力、在作坊做工因为不做就要饿死、在农田佣耕因为不做就没得吃的自由而并不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