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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齐国有自己的学说。
而墨家学派的理论模型中，是没有食利贵族的存在的，或者说他们是要被消灭的。
比如在《节葬》、《节用》的这个问题上，墨家的想法是薄葬，积累资本再投资生产，使得马匹牛羊布匹粮食乃至人口在二十年内都能翻倍。利用土改手段，使得在泗上内部没有大贵族，而将再生产的产品投入到外部市场，不断侵蚀天下。
一条既可以维系贵族稳定、又可以促进经济发展的富国之路，而且还能在合法性上解释田氏代齐的完美之路。
他是这样想的。
比如在富裕的地方放贷，吃利息；在养马的地方放贷扶植，使得齐国马匹增加；在粮食丰收的时候收购粮食以调控物价；在纺织业发达的地方售卖粮食使得物价降低收购纺织品促进工商业等等……
富豪不要还不行，而且认为富豪并没有吃亏，因为当时的粮价确实很高。
墨家学派的经济基础是《节用》，用高积累高投入的方式，完成转型之后，扩张外部市场，利用和越国、楚国的免税条约，大量倾销。
市场不足怎么办？内部土改，创造大量有消费能力的自耕农。
墨家承认齐国经济学派的消费促进作用和平衡理论，但是墨家学派中没有“第三阶层”这个食利贵族存在的空间。
在齐国经济学派的模型中，是这样的：工商业发展，投入资本，生产产品，但是底层的购买力不足，肯定会出现商品相对过剩的问题。而这就需要一个“第三阶层”，作为消费主力。
对于投资和出口的问题看得并不重要，并且官山海政策主要是利用国君对于山海的所有权，收取的本质上仍旧是地租。“国轨”获利的大部分手段，实际上不是地租就是利息，看上去很美好，但实行起来必然会导致大问题，类似于后世出了大乱子的“青苗法”，而齐国学派的内核也正是“民不加赋而国用足”。
这个巨大的不同，源于托管仲所作的《奢靡》一篇，对于经济活动的重点放在了消费促进生产上，但因为又和墨家的《富国》理论不一致，也必然会导致许多的问题。
而且这只是看上去一样，实际上内核和墨家完全不同。
墨家学派的理论也已经基本成型，就是投资、生产、寻找市场把东西卖出去换成钱，再投资，再生产。
内核的所有权和劳动获取财富的问题难以解决，而就在宏观经济层面上，齐国经济学派的策略，也和墨家有极大的分歧。
对内保证自耕农的基本稳定以提供足够的兵员和内部市场，对外依靠免税出口换取货币和铜等贵金属，继续投入再发展。
墨家的体系在齐国学派看来，是不稳定的，因为总有一天无限扩大的资本会因为市场不足而出事，绝不稳定，所以似乎墨家的体系是有极大的缺陷的。
依靠征税政策劫富济贫、利用税收调控促进地区的经济发展和产业倾斜。
土地成本太高怎么办？搞掉土地贵族，降低成本，或者直接收取国家地租，要不然土地贵族存在，想要扩大生产就需要支付给贵族地租，导致成本增加，而增加的成本都是添加在商品中的。
这个稳定的三角结构中，食利贵族不但可以存在，而且必须存在，甚至没有了他们，整个经济就垮了，会导致消费不足出现财富无法再分配、底层民众失业等问题。
内部消费还饱和怎么办？不去创造第三阶层，而是向外找市场。楚国、越国倾销；回来的资本再投入再生产，市场又不够了，继续往外找，为市场不惜开战、航海、深入那些如今还茹毛饮血土著的地盘。
直到有一天……滚雪球滚的实在没法再滚下去的时候……那就不是现在的墨家所要管的事了。
这一套机构利用官山海政策的钱财，利用国轨统计局的情报，进行放贷扶植工商业、调控物价征收累进税等方式，用钱生钱，再用钱和税收进行行业扶植。
这一切看上去和泗上墨家的政策有很多的相似之处，田和认为这种手段足以富国，但却忘了考虑形成这样的一套系统，需要多少有经济基础的官吏干部，墨家投入教育二十年才堪堪能在泗上做到，齐国肯定做不到，而且很容易出乱子。
不但要大力推广，还要挖掘巨大的墓室，使穷人有工作做；装饰堂皇的墓地，使雕、画工匠有工作做；制造巨大的棺停，使木工发家；多用随葬的衣被，使女红得利。这还不够，还有各种祭奠包袱、各种仪仗与各种殉葬物品。用这些办法使贫者维持生活，然后使人民都被其利。
统计局不但要注意保密、要注意社会调查，还要利用这些资料，对富户进行各种各样的累进税政策和货币调节政策，稳定物价。
再比如利用物价操控的手段，使得物价上涨后用操控后的物价从富豪手中换取相对贬值的马匹等，支付操控后上涨的、但府库储备充足的其余货物，将马匹分配到边境地区，用贷款的方式让边境地区的民众购买国家的马匹，既可以收缴利息、又可以使得边境地区的战车储备充足，可以免除边境地区的“丘甲赋”。
成立“国轨”统计局和与之配套的官山海政策和国家税收为支撑的“银行”，用以贷款扶植工商业和放贷取利，依靠适度的货币税促进货币流通，打压高利贷而使得“国轨”成为全国最大的贷款机构。盐类等间接税操控，做到“拔鹅毛而让鹅感觉不到疼”的方式，使得齐侯成为全国最大的资产控制者，并且足以操控物价。
也就是说，不但要厚葬，而且要把厚葬作为一种风俗大力推广。
工商业者雇用底层生产、产品卖给食利贵族、收回资金稳定生产。
这件事在之前墨家和杨朱、列御寇的大辩论中，齐国学派也针对《节葬》《节用》的问题，没有从“礼”的角度，而是从经济的角度给予了反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