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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张之儒，到战国末年的时候，被人称作“贱儒”，这一派和墨家的关系很别扭。
论起来可能墨子和现在子张之儒的老一辈先生都在一起玩过，但是墨子开门立派，坚决反儒，这又弄得双方很尴尬。
可儒家不一样，仲尼去世太久了，而且儒家以修身为主，并没有严格的组织纪律，使得儒家分出许多学派。
这次分裂源于“比事”。
适明白其中的意思，儒墨两家之间仇怨不是一天两天了，而且因为儒家数分，如今又有发展，这使得墨家这边招待的时候要做很多选择。
一部分人认为，夫子一生所求，不管是克己复礼还是仁义，究其本质，实际上就是为了让天下安定、人民安康。但是，夫子克己复礼的路好像是不太行得通了，正是此一时彼一时，所以我们决定加入墨者成为了候补墨者，参与到这场让天下安定、人民安康的大事之中。
于是乐正氏之儒迅速地进行了第二次分化。
又岂不闻夫子言，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你们这些人不知大义，却守小节，并不是真正的君子的，不过匹夫匹妇之辈也。
子夏得传春秋，然后传授了弟子，形成了西河学派的春秋之义。
短短二十年间，乐正氏之儒分裂四次，最关键的是乐正氏之儒是儒家最早一部分在泗上出仕、最早一部分大规模成建制加入墨家的。
乐正氏之儒则与子张之儒和墨家的关系还不一样。
属辞传承，因为纸张、毛笔、贱体字的出现，导致了乐正氏之儒的第一次分裂。
子张年轻的时候犯过事，是“免于刑戮之鄙家”，按照儒家记载子张这人极好交游，应该也是个游侠似的人物。
子张认为我要是个贤人，那么有人结交我我就应该与之结交，让他有更好的朋友从而让他进步；要是人家认为自己很贤能根本不稀罕搭理我，那我也和他成不了朋友，所以谁和我交往我都交，不管高低贵贱。认为如果按照子夏交友的方法，那么如果别人也像子夏那么想，不如自己贤明的就不结交，子夏又是怎么交到比他贤明的有相通心意的朋友呢？
和原本历史上墨家三分之后各自继承了一部分道义一样，儒家数分之后的乐正氏之儒，主要是搞“乐正氏传《春秋》为道，为属辞比事之儒”的。
要翻译成诸夏文字，不是几个人就能完成的，而且文法结构、语法等事，乐正氏之儒也更为擅长一些，于是庠序希望乐正氏之儒能够在泗上出仕。
于私，有那么点香火情；于公，那是背弃师门甚至坚决反对师门……
农家就一个领袖人物，墨家这边于情于理都必须要巨子出面，而分裂的儒家不管是因为儒墨的仇怨还是因为儒家的分裂，都使得适不可能去和他们谈。
墨家的这种比事的方式，自然是因为墨家的道义内核，但是这种比事方式是很容易吸引人的，而且似乎道理也更为合理。
夫子之志，在于天下安定，克己复礼只是一种方法，而真正的目的是为了安定，就像是从曲阜走到郢都，难道只有一条路可以走吗？
一派认为，咱们虽然来到泗上和墨家学习借鉴，但是道不同、不相为谋，不能在泗上出仕是底线，如果出仕那就是背弃大义，墨家虽然有学问，但是不能够克己复礼，是我们的敌人，我们不能够吃敌人的饭，岂不闻伯夷叔齐之事。
和子夏交友不一样，子夏交友，一定要选择比自己贤明的人。
乐正氏之儒的另一派则认为，以前没有纸，只能在竹简上写，所以咱们才需要研究属辞，现在纸张都出现了，事要大于词，义要胜于事，所以不应该本末倒置，不应该继续坚持原本的属辞，而是尝试着和墨家沟通一下，大家一起制定一下语法规范，你们坚持复古那是本末倒置的小人儒，我们与时俱进重事义而变文辞，那是君子儒。
比如甲和乙，都能关于仁，那么这就是乐正氏原本的比事。
属辞比事要分开看，分成属辞和比事都和泗上墨家带来的改变有着巨大的关联。
另一派则认为，我们和墨家虽然有分歧，但墨家也不是夷狄，我们参与文法、语法、修辞和翻译工作，那是能够传承文化，是立大功于当世、留大业传千古，岂不闻三不朽之言？所谓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我们编撰翻译那是立功，你们严守克己复礼只是立言，所以我们才是正确的。
比如丙和丁，都能看出来因为生产力的发展导致了军功爵和私田制开始盛行，那么这就是墨家用的比事。
剩下那些没加入墨家的，多半数还和墨家眉来眼去。
后世有言，儒促墨生、墨促儒变，仲尼去世到孟子、荀子出生之前，墨家全面批判儒家，后续的大贤则是修补了被墨家批判的一些漏洞，再加上墨子去世后墨家解体三分、孟胜违反了组织纪律把墨家精华葬送在了阳城，最终两大显学之争也落下了帷幕。
事情源于索卢参从极西之地带回来的那本《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翻译工作。
子张之儒主张下无用则国家富，上有义则国家治，上有礼则民不争，立有神则国家敬，兼而爱之则民无怨心，以为无命则民不偷，昔者先王立此六者而树之德，此国家所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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