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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说郑君没学过矛盾论，不能够看清楚此时的局势。
当诛不义和大不攻小冲突的时候，以何为先？
为了魏国，当年郑国不惜和楚开战，王子定出逃，郑国公开表示收留，这都是为了讨好魏国，告诉魏国郑国的忠心，祈求魏国能够保证郑国的利益。
驷子阳被杀，太宰欣一派又被杀的绝户，其余六穆纷纷逃出都城返回封地，各自要么投韩、要么投魏，恰逢当年楚国大梁城之败、王子定分裂，倒是没有投楚的。
众人又讨论了一阵后，迅速做出了表决，最终同意了主持者和徐弱的意见，选出三人为代表入宫和郑君谈判，在郑君保证事后会变法变革的前提下，接手新郑的防务。
介入的话，就必须要借此机会，学二十年前商丘之变，迫使郑君接受一些利民的变法条件，否则的话墨家就不可能守。
“在泗上，我们可以做到不顾旧规矩，翻天覆地。在郑地，我们当然也可以在合乎旧规矩的前提下尽可能使得民众得利。”
他此时算是真切体会到了当年韩侯的心态，大梁城之战前，郑国背弃了魏韩郑同盟，趁着魏韩出兵鲁阳的机会围攻了韩国都城，以至于那一年韩侯薨，导致了后续的一系列事件。
驷子阳之变后，魏国趁机吞并了郑国不少土地，郑君乙也只能表示认可。
在城中的细作和当年六穆的人也在宣扬：放弃守城，士人以及低阶贵族的封地私田皆不动。
如果说，只要是战争那就是不义的，这对于转守为攻开始四面出击的墨家来说就不是一个说得通的道义：假如有一天墨家出兵魏韩，主动出战，那么是义还是不义？
在新郑的墨者不少，如果将民众组织起来，提出纲领性的变法条件逼迫郑君接受，效仿当年宋国事，这也是可能的。
即便两百年前长勺之战的时候，鲁侯还知道告诉曹刿自己多少还干了点人事，所以民心方可用。
除了守城之外，还迫使宋国发生了政变和改革，使得宋国的民众得利，借助于守城之后民众集中在一起的机会，合理合法地进行一些道义的宣传。
“如今通讯不便，上的命令还未下达，但战局不等人，故而我建议：我们应该借此机会，逼郑变革，使之利民。若不然，则我们便没有守的义务。”
让郑君手足无措的，是郑国原本希望魏国调节，但现在魏国靠不住了。
失败关头，墨家出面，表示愿意帮助郑国，这当真是瞌睡了送枕头。
“非攻守城也是一样的道理。如果以非攻为目的，那么无论郑君多么残暴，只要郑是小国我们就要帮助守城，这无疑是错误的，也是子墨子当年就反对的。诛不义和非攻之间的界限，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清楚，其判断是否合于道义，就在于子墨子之三表，以及是否能够利于天下。”
肉食者的士以上阶层打不打都行。
以暴力手段推行守城禁令，这又违背了墨家的道义，会导致民众的怨言，民众本身也没有任何想要守城的意愿。
偏偏泗上崛起，楚国编练新军得洞庭苍梧又平陈蔡王子定之乱，魏国急需韩国作为盟友，这使得郑国之前希望魏国保郑独立的战略彻底失败。
驷子阳上位的基础，是复仇主义，当年韩子杀了郑君，在这个复仇主义的背景之下驷子阳脱颖而出，从那之后一直奉行对韩开战绝不忍让的政策。
而且郑君乙本来也是弑君上位的，多有宣扬，魏韩是来替繻公复仇的，尤其是当年一些逃亡的六穆和政治斗争的失败者们这一次披麻戴孝，三军缟素，在城外高呼这不是侵略郑国，而是为君复仇，清除弑君者，使得城中人心涣散。
驷子阳借助复仇主义的血仇之恨上位，魏国是很高兴的。
全面倒向墨家是不可能的，所以最开始的时候郑国和墨家的谈判，也是紧抓住当年墨子止鲁阳公攻宋的道理来谈：儿子不肖，用不着邻居来打。
徐弱的意思，便是现在泗上那边因为交通不便不能够迅速下达指令，事起突然，这就要求在郑地的墨者发挥民主集中制，在符合大义道义的基础上，发挥主观能动性，作出正确的判断。
前提就是先接受守城的虎符，有合理合法的名义组织民众，至于说组织起来后宣扬什么，那就不是郑君能够管得到的了。
因为郑国三分，七穆中的驷子阳余党弑君，支持郑君乙上位，其余的六穆和驷子阳余党都有血仇，投降魏国也没什么可说的。
“士人明白为何而守，因为他们守卫的是他们的利，也就是由利而产生的义。由此来指责民众叛国无义，那是没有道理的。”
徐弱对于主持者的说法极为赞同，跟进道：“巨子说，我们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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