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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新兴的军事自耕农或者叫军功小地主太昂贵了，都是冷兵器的时候整日训练的优势太大，一辈子服役和那种平时训练几日战时征召的农兵大不相同。
公子罃心腹道：“此事滋大，非我能主。我要即刻前往洛邑……”
经过三十年的发展，当年的那批老武卒，哪一个家里不是七八百亩土地，七八个隶农，十几个家人。
庞涓的军改构想，出于泗上的军制，但又不太一样，毕竟两方的经济基础不同，国力富庶也大不相同。
只要军官足够，就可以把各种各样的人训练成听着鼓声进军、不畏惧铜炮的合格的军队，将魏武卒从昂贵的职业兵精锐化为一批廉价的征召兵配上昂贵的基层军官的新军。
除了这些之外，一名武卒身上的武器、衣甲、粮食等，又需要大约两名青壮劳力在后方。
除了军中发的兵器、弩箭等，自己还可以购买更好的皮甲、自备驼载货物的马匹。
一些立下了军功的，还能有奴婢隶农，从而使得家庭可以养得起一个真正的脱产士兵。
庞涓遍观这三十年的战争，认为在火器、骑兵、步阵出现之后，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到会战之中战胜两倍的敌人，包括泗上那些军队也不行，除非是双方的训练和士气相差太多。
所以他认为魏国军制的方向，就是将武卒从“卒”变为“士”，从兵变成军官，拆散武卒，弄出一批职业的军官阶层，代替那些不合于时代的腐朽的血统士。
在不大改的前提下，逼迫旧贵提供兵员和一定数量的军费。
“墨家现在的局面，需要的是时间。三五年之内，若是南阳江汉未复，天下无可制墨家者。”
西河之败的缘故，不是武卒不能打了，而是秦人的数量太多，使得武卒难以在“公平”的条件下作战。
这种十几口人的大家庭因为供养出了一名武卒，所以他们不需要缴纳赋税和劳役，大约四名青壮男性受庇于做武卒的兄弟，带领依靠战功和战利品换来的隶农奴婢在土地上耕作。
“如今诸侯汇聚洛邑，说是朝见天子，难道鞔之适会信？他自是知道这是诸侯在商量反墨之事。”
这些武卒出身的老人将会成为军官，充实着将来新建的军团，大量征召的农夫和城邑手工业者，不需要为何而战，只需要他们头上的军官知道就行。
他在西河许久，久历军阵，又多读书，看出了魏武卒的问题所在。
魏国不行，发不起，只能用土地代替金钱，因为想要用金钱代替土地需要发达的工商业，这一点魏国做不到，只能饮鸩止渴发土地和用免税免役代替。
给予武卒出身的新士们一定的特权，使之忠心。
庞涓素有大志，认为自己若有机会辅佐公子罃，便可尝试着进行变革。
三十年前，魏武卒们都还年轻，一旦被选拔，整日脱产训练，真的是可以做到一个打五个农兵的。
献祭一批旧贵族，比如趁着这一次公子罃和公子缓之争，把公子缓和公子缓一系的心腹贵族做掉，让大约五千户武卒瓜分掉他们的尸体，成为魏国的新一批低阶军功贵族。
赏士不赏兵，因为赏赐兵卒的话，魏国这点家底根本赏不起，因为就算赏赐新的武卒士的那些土地，还是割了一部分旧贵族的肉才能割出来的。
纵观天下，庞涓觉得自己的这一套军改的策略，和齐国的更像一些，也都是让一部分士做世袭军官，战争利益和他们息息相关。但齐国那是一整套的经济和军事的双重变革，那些有“轩辕”姓氏的军官贵族可不是这些武卒的那点土地和人口控制量能比的，而且经济模式也完全不一样。因为齐国靠近泗上，所以可以加深农奴隶农制度，从而让那些军官贵族得益，售卖粮食农作物以得利，并且拥有廉价的、被困在封地上的农夫做兵员。
“对墨一战，若大胜，韩齐秦皆强，于魏不利；若大败，则墨家北上无人能挡，于魏仍不利。是故，只有小胜、小败，于公子最利。”
魏国没有强制分家，武卒的待遇是按照家庭计算的。
庞涓胸有成竹，点头道：“成阳，接连卫、齐。一旦诸侯怨怒，我们便以成阳撤军防备诸侯干涉为名撤军，齐卫必恳求我们不要撤，什么条件都会答应。”
泗上的火药和火器改变了天下的局势，青铜车战时代无敌天下的武卒，在新时代下已经落伍。
公子罃心腹琢磨了一番，觉得似有道理，不太确定地问道：“你是说，若是这样，诸侯就必须要快点放弃分歧，先把反墨之事商量出个结果。而到时候公子缓已亡，魏国若不安定，墨家便可威胁到齐、韩？”
一个秦人的火枪手，可能只是一个训练了一年的农夫，一样可以用简单的手段打死一名脱产训练了二十年的武卒。
“西河卒入都城，便可威慑不亲公子罃者。诸侯不敢让魏国在此时大乱，也必不会推波助澜。事便可为。”
魏国二十年打了三四场大战，战战皆败，根本没有多余的土地和人口奖励军功。
那时候魏国四面扩张，每一次扩张便意味着土地、人口，便意味着可以让军功转化为实在的利益。
魏国若想复兴，只有走另一条路。一条君权依靠武卒士和君权压制旧贵、旧贵和君权以及新军功地主合力镇压底层反抗的、对外扩张之路。不对外扩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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