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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开始于江户中期的元禄十四年（1701年）三月，东山天皇的敕使来到江户，第五代幕府将军德川纲吉就派赤穗藩主浅野内匠头长矩和吉田藩主伊达左京亮村丰担任接待工作，为怕这两名来自乡下的大名失礼，幕府同时派遣吉良上野介义央前往指点。传说吉良义央索贿不成，就百般刁难浅野长矩，甚至故意教导错误的礼节，使长矩在众人面前丢了丑。十四日早晨，再也忍无可忍的浅野长矩突然拔出腰佩的短刀向吉良义央头上砍去，幸亏被众人及时按住，义央只是受了点轻伤。
相对于武士们的恐惧和担忧，小民百姓却始终尊敬和缅怀大盐平八郎，“大盐不死”的说法广为流传。很快的，民间就出现了歌颂平八郎事迹的戏剧，只不过把背景改为足利幕府统治时期，主人公的名字也换成“小盐贞八”。小盐贞八为民请命，搞得愚蠢的豪商和町奉行狼狈不堪，丑态百出——大盐、小盐，这影射再明显不过了。
大坂“米骚动”并非“天保大饥荒”中平民百姓对幕府的唯一反抗，就在大盐平八郎自杀后不久，备后三原、越后柏崎，以及摄津能势、川边、丰岛等地也先后爆发起义，首脑都自称乃是“洗心洞”的学生，打着大盐的旗号。就在如此风雨飘摇的局势中，德成家齐将军忧虑退位，把征夷大将军的宝座让给了儿子敏次郎，也就是第十二代幕府将军德川家庆。
然而，相对于幕府改革的失败，很多藩却从中汲取经验教训，开始一系列更符合实际情况的改革措施，获得了部分成功，从而逐渐壮大起来，并最终成为了幕府政权倒台的掘墓人。
从此，僻处日本最西南端的岛津氏就开始了在和平时代的艰难挣扎，所面对的最大敌人不是外患而是内忧。萨摩国土地贫瘠，社会结构也比他藩来得落后，存在着大量亦农亦兵的所谓“乡士”（据说达到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强），经过整个江户时代都没能真正完成兵农分离。那么多武士，哪怕是下级武士想要领俸禄，想要吃饭，岛津氏除了打过一下琉球国外，又别无对外扩张的可能，就此搞得经济拮据，财政数度濒临破产。当然，这里面也有德川幕府的“功劳”，大名的“参觐交代”制度对距离江户越近的藩损害越小，越远的损害越大，最远的岛津氏当然吃的苦头最多。
除萨摩、长州两藩外，土佐高知的山内藩、肥前佐贺的锅岛藩、常陆水户的御三家之一，等等，很多诸侯也都进行了大同小异的改革措施。天保年间以前，改革大多是由上至下的，幕府怎么改，各藩也就有样学样，幕府改革失败，各藩只有输得更惨。而在宽政改革之后，各藩看到幕府江河日下，于是单起炉灶，汲取教训，在自己领内实行了一系列真正行之有效的改革措施，相比这些藩的改革来说，幕府的天保改革就是一个大笑话。
村田清风在重建长州藩财政的同时，还大力培养和提拔有才能的中下级武士，提倡兰学，购入新式武器，强化了长州的军事力量。天保十四年（1843年），毛利敬亲在羽贺台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出动总兵力达一万四千人，士气高涨，装备精良，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且说德川家齐将军继位的时候年龄尚幼，等他成年亲政以后，开始对到处指手划脚的松平定信产生了严重的信任危机。到了宽政五年（1793年），家齐将军突然提出要给自己的亲老子德川治济上尊号，称为“大御所”，然而这个尊号从来都只授予退位的将军，所以松平定信坚决表示反对，于是家齐将军父子联手，迫使定信辞职归藩。
田沼意次一付奸臣嘴脸，松平定信可是堂堂忠臣，又是八代将军吉宗的嫡亲孙子，然而两人的政策前后对比，松平定信恐怕比田沼意次更为莫名其妙，更为不堪。且说定信恢复以农为本的传统政治，大力压制豪商，但所造成的结果是金融混乱，生活在城市中的旗本和御家人就连赊贷都找不到门路，很多直接就变成了城市贫民。
“元禄文化”是在江户幕府第五代将军德川纲吉统治时期产生的，它带有非常浓厚的市民文化特色，这是因为江户、大坂等城市持续发展，越来越是繁华，町人势力抬头所致。这种文化在表现上一改幕府初期的简朴风俗，变得非常奢华，根由是城市中出现了家财万贯的豪商，由于“士农工商”的等级区分而使这些豪商不能拥有土地，锁国令又使他们无法将财产投资海外，于是干脆一掷千金，拼命消费，带动了整个城市甚至整个社会的享乐之风。
事件发生后，纲吉将军怒发如狂，立即派人彻查此事。按照幕府的一贯规定，引发事端的双方都应受到惩处，是为“喧哗两成败”，然而最终幕府却偏袒吉良义央，只是勒令其归家“谨慎”，对于浅野长矩却给予了切腹、改易的最严厉惩罚。
【●大坂米骚动】
【●从纲吉到吉宗】
继承岛津重年担任萨摩藩主的，乃是其子岛津重豪，重豪一继任就致力于刷新政治，并且制定诸项改革措施以缓解财政危机。因为这个时候再不下决心搞改革，岛津氏简直就要活不下去了，全藩对外输出粮食和物产，每年的收入是十五万两，可是所背负三都（大坂、京都、江户）豪商的借款竟然高达五百万两，年息超过二十五万两！当真是寅吃卯粮也根本无法偿还……
退位六年后，德川吉宗去世。老子一死，“尿床公方”开始彻底胡来，重新信用侧用人，大冈忠光、田沼意次等人陆续当权。且说这位田沼意次，本是纪州藩的下级武士，跟随德川吉宗来到江户，一路攀升，俸禄从六百俵增加到一万石，成为御用人。家重将军在宝历十年（1762年）传位给儿子德川家治，家治将军格外宠信田沼意次，安永元年（1772年）竟然把他破格提拔为老中。从此田沼意次大权在握，开始按照自己的理想改革幕政。
德川家宣刚一上台，就罢免奸佞柳泽吉保，启用忠臣间部诠房和新井白石，同时废黜怨声载道《生类怜悯令》。朝野上下的面貌由此焕然一新，大家都希望家宣将军可以迎来一个新的盛世，然而这位将军在位仅三年就去世了，享年五十一岁。
天保十二年（1841年），“大御所”德川家齐去世，家庆将军得以亲政，重用老中水野忠邦，开始了“天保改革”。这位水野老中的思路和当年的松平定信几乎毫无二致，所使用的手段也不外乎提倡节俭、鼓励耕种，同时限制商业活动而已。唯一的新花样是颁布“人返法”，禁止农村人口流入城市，甚至把城市贫民都往农村赶。
或许正因为如此，纲吉将军才会大怒如狂，轻饶了义央，却一定要严惩长矩。据说目付多门传太郎就曾经进谏说，按照旧例，对义央的处分不该如此之轻，对长矩的惩罚也不该如此之重，然而掌权的侧用人柳泽吉保却以将军之命不可更改为由拒绝了。柳泽吉保一惯豪奢受贿，倾轧同僚，或许他是从义央身上看了自己的影子，所以定要置长矩于死地而后快吧。
德川纲吉的统治时代，是江户幕府由盛变衰的转折点，幕府财政捉襟见肘，被迫加大压榨百姓和诸侯的力度。本身浅野长矩等人所担任的接待工作就不是一桩美差，相关费用全都摊在接待人头上，幕府不出一分一毫，却又诸般挑剔。浅野长矩应该是在幕府的重压而非吉良义央的戏弄下才会精神失常，拔刀向人的吧。他所以袭击吉良义央，恐怕目标并非义央本人，而是义央在此接待过程中所代表的幕府的权威。
原来清风在支持豪商的同时，为了救济贫困的中下级武士，宣布由藩政府分三十七年代其偿还一切债务，同时鼓励武士们勤修武艺和学问。对于城市贫民和农民，他放宽了对“长州四白”（米、盐、蜡、纸）的专卖限制，并且允许棉花和棉布自由流通，同时免除新垦荒地的年贡，作出了一定让步。就这样，仅仅花费了五年的时间，原本长州藩高达八万五千贯的外债已经偿还过半，而藩内局势也逐渐稳定了下来。
如此想当然并且悖逆时势的改革措施，当然会以失败而告终。首先，发布“检约令”，提倡节俭的生活作风，就让包括家庆将军在内的很多特权人物感到不快，既得不到这些特权人物的支持，又得不到小民百姓的拥护，最终水野忠邦只好黯然下台，“天保改革”也彻底失败了——这是江户幕府想要挽救衰亡命运的最后一次大挣扎。
村田清风曾在给毛利敬亲的上书《流弊改正意见》中，阐述了“肃正纲纪”、“启用人才”、“改革教育与兵制”、“刷新文武”、“振兴产业”五条原则。他上台以后，聘请豪商中野半左卫门、白石正一郎等人参与对商品流通的管理，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其实类似手段田沼意知就曾经搞过，但在重商的同时深刻损害了中下级武士和平民的利益，村田清风又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以井原西鹤为代表，文学上出现了所谓的“浮世草子”，也就是描绘町人生活的小说；以近松门左卫门为代表，艺术上出现了市民意味浓厚的新的戏剧。对于这种町人文化，以及町人们浮华奢侈的生活，幕府和各藩多次发布禁令，但始终无法真正加以改变。
然而此议遭到了德川家宣的正室天英院的坚决反对，据说这两个女人在内宫争权夺利，矛盾很深，而既然月光院首先提出以德川继友继承将军家，则天英院就反其道而行之，抬出来纪伊藩主、“南海之龙”德川赖宣的孙子德川吉宗。
第八代幕府将军德川吉宗接到手的是一个烂摊子，政局从五代纲吉统治后期开始腐朽，虽然新井白石等人东贴西补，却依旧满目疮痍。在政治上，多年来依靠将军的宠信而实际掌握幕权是一些“侧用人”，他们本是幕府将军用来制约老中的亲信秘书，逐渐却变成了凌驾于老中之上的实权人物，并且反过来限制将军本身的权力。在经济上，浮华奢侈的民风使得整个社会都消费过度，同时各地大量涌现因为投资农业工程而得以征收佃租的“新田地主”，以及因向农民发放高利贷而得以控制部分土地的“典地地主”，幕府和各藩原本直接向本百姓（自耕农）征收年贡，就此被这些新兴地主从中间横插了一刀，对于农民来说，负担更为沉重，对于幕府和诸藩来说，赋税越收越少，财政状况捉襟见肘。
萨摩有调所广乡，相对的，长州则有村田清风。所谓长州，指的就是战国时代的安艺毛利氏，关原合战后，毛利氏的领土遭到大幅度削减，只剩下了周防、长门两国。然而因为此地扼守濑户内海的出海口，商品交易自古就很活跃，所以虽说是幕府历来打压的重要目标，虽说有大群家臣需要养活，过得多少还算比萨摩藩要富裕。
在幕府和各藩都陷于严重财政危机的当时，除非名震天下的人物，浪人是没有多少机会出仕的。原本都是靠俸禄吃饭的赤穗藩士，主家被改易后变为浪人，根本毫无谋生的手段。如大石良雄之辈还能靠着一点点积蓄过活，中下级藩士则只有死路一条。与其饿死，不如复仇而死，让名声传遍天下——这才是所谓“四十七义士”最直接的想法吧，正不必把他们过于高尚化。
本来议定的起义时间是二月十九日下午四时，然而大盐平八郎的弟子平山助次郎、吉见九部右卫门等人却于十七日晚间突然向东町奉行所告密，迫使起义时间提前到十九日清晨。当时平八郎在自家院中树起“救民”大旗，聚拢学生、城市贫民和近郊农民五、六百人，捣毁了很多与力、同心（也是奉行下属的小官吏），以及豪商的宅邸，所抄出来的粮食全都沿途散发。然而因为事起仓促，大坂近郊农民得到消息的并不是很多，致使起义人数无法进一步扩大，终于在下午四时被奉行所的军队击败。起义群众死伤惨重，大盐平八郎在逃亡躲藏四十天后也终于被迫纵火自杀。
值得一提的是，协助德川吉宗完成一系列改革措施的有一位名臣，名叫大冈荣五郎忠相，官至从五位越前守，通称大冈越前。此公原为负责伊势、志摩地区治安的山田奉行，其后被吉宗将军提拔为普请奉行（主管工程建设），又升为江户町奉行，也就相当于是首都的市长兼警察局长兼高院法官。大冈越前断案如神，从不徇私枉法，他还协助吉宗将军完成了法典《公事方御定书》，也被日本人看作是如同中国包青天一般的人物，民间传说很多。
到了德川家齐在位的时代，有一位名叫林子平的幕臣提出，世界的趋势乃是发展海军，巩固国防进而向外扩张，他写了《海国兵谈》一书，请求幕府引进新式武器，重新整备军队。然而偏巧林子平就碰上了松平定信当政，定信严禁“异学”，下令没收了《海国兵谈》的刻版，还把林子平禁锢起来。林子平愤然做歌道：“无双亲，无妻子，无儿女，无木版，无钱，也无死的念头……”从此自称“六无斋”。
德川家庆乃是御三卿之一的一桥家第二代当主德川治济的长子，继承征夷大将军宝座的时候，年仅十五岁。这位将军在位整整五十年，直到天保八年（1837年）退居幕后为止。且说家治将军刚死，家齐将军还没有继位，田沼意次就被赶下了台，次年（1787年）七月，松平越中守定信担任老中职务。
但是在元禄时代，民间出现了阳明学派和古学派，批判朱子学，前者要求按照日本的实际情况来改造儒学，不可照搬中国之儒，后者则要求删去杂芜，复归于孔子之儒。前一派的代表人物有中江藤树、熊泽蕃山等，后一派的代表人物有山鹿素行、荻生徂徕等，但在幕府的压制下，这些人或者他们的著作，全都没有好下场。
然而德川吉宗虽然鼓励平民向将军直接上书言事，摆出一副亲民的架式，其政策却未必能给中下层民众带来什么好处。在鼓励生产的同时，他多次加增年贡，为了充实幕府财政而拼命压榨百姓。吉宗时代的勘定奉行神尾春央就曾说过：“农民像芝麻，越榨越出油。”在他们的压榨下，享保十七年（1732年），关西地区闹起了大饥荒，一揆纷起，由此引发的城市粮价变动，又使得江户城内的贫民们也纷纷揭竿造反。德川吉宗为了赈济灾荒、稳定粮价而伤透了脑筋，遂被戏称为“米之公方”。
最终的胜利者是天英院，以及他所支持的德川吉宗。且说德川家继在正德六年（1716年）四十三十日去世，德川吉宗装模作样地三次上书推辞，直到八月十三日才正式接任征夷大将军之位。这一年的六月二十二日，朝廷下诏改元享保，所以德川吉宗上台后所实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就被称为“享保改革”。
天保九年（1838年），著名兰学者、医生绪方洪庵在大坂创办了兰学堂“适塾”，先后教授了三千多名弟子，这些弟子中有几个人的名字将会响彻整个日本，比如福泽谕吉、桥本左内、大村益次郎、大鸟圭介等等。当然，当时是不会有人想到在这批医学生中，竟然会出现敲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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